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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成长的番禺样本
本报评论员:吴娓婷

  吴娓婷
  2月23日早上9点,广州市番禺区华南板块居民樱桃白(网名)来到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城管委”)。她要来给政府提问。
  从去年9月底番禺区会江村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消息传出,引发周边大型社区居民的强烈反对。经过半年争持,民众与政府之间就垃圾处理问题初步达成共识:从源头上减少垃圾产生量,垃圾末端处理之前必须分类。对此,广州市政府已有承诺。番禺人则开始做大量工作,期盼政府早日落实具体措施。
  “这个提问机会我等了很久。”樱桃白这样解释23日的举动。
  本月初,本地媒体刊登题为《广州市上半年将对垃圾分类立法》的报道。内容显示,市城管委2010年的工作目标是将垃圾回收率提高三至五个百分点;建议学校和饮食街建设小型厨余垃圾资源化处理站,作为试点。
  从抗争以来系统研究过垃圾分类知识的樱桃白,认为城管委的提议等同于不作为:“政府满纸荒唐言,咱老百姓是一把辛酸泪!”她毫不客气地把政府的观点形容为 “劣质的忽悠”。
  政府决定选址重定后,樱桃白认为还应敦促政府以立法方式落实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处理。目前,她与众多番禺居民自愿承担推动广州环卫改革的任务。他们的方法依然大胆直接,而提供建设性意见、协助政府改善政策的目标更为突出,以求从根本上突破垃圾围城困局。
推动立法进行时
  樱桃白从事文员工作,如今已俨然成了环保志愿者。垃圾焚烧发电厂风波以来,问题不断地砸在樱桃白和她的数十万邻居面前:番禺人抗议垃圾焚烧发电厂建在自己家门口,如果抗议的结果是焚烧厂挪到别人家门口,番禺人的行为是否自私?垃圾产生量日增,不焚烧又能怎么处理?号称国际先进水平的垃圾焚烧技术,为什么造成已有项目——白云区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周边的严重污染?……
  这些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相关利益不断博弈,结果是一种观点“越辩越明”:解开垃圾烧与不烧的死结,应首先推行垃圾源头减量与分类回收。
  2月23日当天,樱桃白向市城管委提了七个问题。包括垃圾分类试点的进展、推进的具体时间表等。
  对于大部分问题,城管委负责人均表示要与专家组研究后才能回答。而对垃圾后续处理产业问题,该负责人说道:“垃圾分类方案要等到3月等专家讨论了才能出,更不要说后续处理产业的问题。”
  樱桃白质疑的还有把学校和饮食街作厨余垃圾处理试点的做法。她认为这里存在嫌疑:市环卫系统不作为,而改由本身无实权的街道来做样子。
  提问快结束的时候,樱桃白抛出了她最想得到回答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学习台湾、日本明摆着的源头减量成功例子,迅速有效地实行垃圾减量、分类回收?要不要全程推进垃圾分类,而不管试点是否暂时遇到困难?”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樱桃白稍稍松了口气。
  樱桃白向本报强调:“垃圾分类不可能靠民众的善意和素质来完成。必须要由政府作系统工程来推进,并订立分类法则和处罚条例。”
  因此,春节期间,番禺居民拟好了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信件提出垃圾处理问题存在技术方式缺陷、法制体系缺陷、监测监管缺陷、批准程序缺陷、设备投入缺陷。番禺居民在信中写了相关措施建议,期待以完善制度的方式,用国家的意志来妥善处理垃圾问题。
  从阻止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到对李坑道德关怀,再到身体力行突破垃圾围城的困局,番禺居民已经在国人心目中争取到当之无愧的公民称号。一位行动人士向本报明确表示,他们撰写公开信,就是为了“影响立法,影响十二五规划”。
  与该名人士相似,众多关心国家垃圾处理前景、番禺内外的人士,都在贡献自己的才智。网名“北京市民丙”的人士在业主论坛上发布《关于突破城市生活垃圾困局的公民建议书——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该文章运用科学计算手段,细致比较垃圾处理方式的争议,验证垃圾焚烧相关危害的传言。
公民:因学习而生
  回顾半年的经历,番禺业主巴索风云 (网名)坦言:“不争取过不知道,原来可以这样跟政府沟通。原本以为公民与政府沟通是很遥远的事。”
  从一开始抓破脑袋想不到怎么表达意见,到最近多次邀请官员和专家前来与民众对话,巴索风云清楚认识到,他们要解决的“不是垃圾处理的问题,首先是政府与民众沟通的问题”。
  番禺华南板块成为公民行动的产生地并非偶然。聚居于此的居民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高收入阶层,对自身利益有敏锐的感受。他们学习着如何在恰当的范围加以表达。
  业主论坛“江外江”刚诞生就成了当时业主反对市政路建设的讨论中心。2004年为救助白血病女童,“江外江”网友发起“因爱之名”板块,随后又以该平台为山区募捐衣物和修葺校舍的费用。2008年“江外江”组织了汶川大地震赈灾募捐活动。
  垃圾焚烧选址的消息从网络发出,迅速得到业主的支持。善于践行的番禺人马上投入到各项汇集民众意见、向政府表达诉求的工作中去。
  番禺人对权利表达的理解,从一位网友撰写的 《关于垃圾门的权利问答》可见一斑。这篇文章以一问一答形式号召:不要惧怕表达无效,也不要阻挡他人的表达,而要在众多意见的碰撞中生成问题解决之道。
  坚持表达的结果是相关政府部门不得不予以回应。
  通讯网络让民众顺利获得信息,形成了如何表达的默契。12月,本报记者希望了解垃圾焚烧风波,在QQ群上发出采访请求。当晚,数名来自广州碧桂园、祈福新村等社区的业主系统陈述了他们的观点。他们每个人都收集整理了国际垃圾焚烧经验教训,实地考察过李坑的垃圾处理状况,也明确表达:“我们抗议的不是垃圾焚烧厂建在哪儿,而是垃圾根本不能这样烧!”
  这些业主一致强调他们不希望以惨烈的代价换取迁址。“我们要在不触犯政府的前提下,尽量在有限渠道内争取。”这些业主说。
  这种默契促成了11月23日千名番禺人自发到市城管委、市政府门前散步。他们以真实的个人出现在政府面前,用理性的态度为自己拉了票。
  抗争意识也在观点碰撞中往前推进。不少番禺人都表示,刚开始知道垃圾焚烧的弊端,只想到搬走,但后来意识到垃圾焚烧发电厂是在国家“十一五”规划下各地都在兴建的项目,感到无路可逃。他们表示:“总有一天我们可能成为受害者,而到时番禺以外将没有其他人尊重我们的意愿。”于是影响政府政策过程,为当前推动垃圾分类做准备成了番禺人的工作。
  此外,巴索风云强调:“番禺人的行为离不开广州较宽松的政治和媒体环境,让民众认识到发声无罪”。
  12月,媒体在连续几天内,以整版篇幅,质疑广州市政府部门与垃圾处理特许经营权获得者广日集团之间的利益勾连。
  巴索风云试图为番禺的公民行动下注脚:“政府的相对开明、媒体的公正报导、民众的理性反对促成了一个公民雏形社会的诞生,而政府没有一意孤行,尊重民意;公民没有局限于私利,坚持不懈地提出解决方案,正是让事件往双赢方向发展的原因。”
意见的出路
  番禺的维权产生一系列外部效应。其中最重要的是让已有的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状况曝光,并打开了发电厂所在地永兴村村民能用以维权的空间。随着当地癌症、儿童血铅超标等事件的暴露,从前永兴村一小撮人的信访行为,变成上千村民都有动力去做的事情。
  今年春节前,永兴村村民到广东省环保厅反映垃圾焚烧发电厂造成污染的情况,质疑该厅批发的项目环评报告。村民转述,该厅副厅长承诺:对李坑二期的环评报告进行重新复议;发督办通知书给建设方;对原填埋场、发电厂进行重新评议。
  对应广州市城管委 “依法推进”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的底气,永兴村民终于摸索到 “依法撤销”的路径。针对环评报告的公众参与部分,永兴村民众如今知道自己有权对:“谁是公众?哪个专家比居民更有发言权?”
  从1990年代开始,永兴村民一直为抵制垃圾填埋场、焚烧发电厂。永兴村村委会负责人感慨:“我们体谅政府要为垃圾找出路,但希望政府也为我们这群人找出路。”
  一名长期信访的生产队长说他切实感受到“投诉无门”。村民前往市疾控中心、市环保局、市城管委、市政府反映问题,相关部门均表示受权责限制解决不了。去年4月开始,李坑村民走上上京信访的路,找国家环保局反映污染和癌症高发等问题,却被以属地管理的方式又挡回来。
  与此同时,白云区维稳工作组的成员则在永兴村现场办公十多天,连春节都在那儿过。该生产队长越发想不明白:“我反对的是垃圾焚烧厂污染问题,你派警察来干什么?”
  2月5日早上10点,百名永兴村村民来到广东省环保厅,堵在办公室的走廊上。工作人员多番解释这是办公场地,让村民到信访室反映问题。
  一名妇女急得哭了起来:“我们也不想来,可是我们到哪儿信访都不解决问题。”
  身患乳腺癌的村民黄玉甜从食堂拉出一把椅子,坐在走廊中间:“我已经患了癌症,横竖都是死,不怕你们怎么拦我!”
  环保厅的工作人员搭着哭泣妇女的肩安慰她:“领导在开会讨论,半小时后接见你们”。
  然而当天村民一直等到了晚上十一点。直到白云区政府领导前来接人,环保厅领导承诺两天后到李坑接访,人群才离开。而村民反映,永兴村现场接访时,“没说什么”。
  2月10日,已经是农历年二十七,村民再次来到省环保厅,得到了前述来之不易的三个承诺。
  事实上,番禺人为找到意见的出口也并不轻松。他们现在考虑的就是,如何让他们对垃圾处理的提议顺利地成为全国两会上讨论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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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版:两会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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