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雷
　　经济观察报：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这是“新生代农民工”首见于中国官方文件。作为长期研究农民工问题的专家，您怎么看待中央一号文件首提“新生代农民工”？
　　胡星斗：这说明中央已经注意到，或者说已经开始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不一样，如果不能够及早引起重视，未来我认为中国社会可能出大乱子。
　　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上就是流浪的一代，比他们的父辈更加流浪。他们的父辈虽然打工，但岁数大了后会回到农村。
　　新生代农民工则彻底没有家，在农村也没有地，农活也不会干，成为彻底的流浪儿。很多的农民工子弟都是在城市长大。目前，北京的幼儿园、小学中已有30%-40%是非北京户籍。
　　这些农民工在城市长大，他们不了解农村，在农村可能也没有房子了，虽然身份是农民，但是他们却是在城市长大的，如果按照美国的法律，在哪个国家成长的，就可以入该国的国籍，在中国，农民工天然的就应该入当地的户籍。
　　但是事实上他们不行。新生代农民工现在是处于“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状况，在农村没根，在城市没地位。他们实际上就是“流浪儿”。
　　这些“流浪儿”的教育也是个问题。在有的地方，有的城市是解决了义务教育，但非义务教育并没有解决。很多农民工在上高中的时候就不能够上城市的高中，而只能回原籍。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
　　就业其实也是个问题，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北京户口可以考公务员，但不是北京户口的就不能考公务员。
　　未来很有可能，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有一部分人可能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因为他们没有接受正规的教育，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很多人就会去偷去抢。
　　比如说，中国的犯罪人员中，据统计90%都是来自农村的或外地户籍的。这并不是说外地人就更喜欢犯事，而是因为在城市里受到歧视。
　　这还只是在教育阶段，以后还会有社会保障、失业保障、低保、事业救济金……
　　经济观察报：对于这样一代农民工，我们应该给他们什么样的定义？为什么现在要把 “新生代农民工”单独予以强调？
　　胡星斗：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上应该是新市民，只是我们约定俗成把其定义为“农民工”，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歧视的叫法。
　　其实，老一辈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久了，也应该是新市民。新生代农民工即使在农村出生，但很年轻就来到城市，应该是新市民，新的产业市民。
　　之所以现在单独予以强调，我想是中央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性。新生代农民工一直处于一种流浪的状况，他们缺乏家园，缺乏心灵的归属，这样就会导致很多的社会问题。
　　经济观察报：与其前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有哪些？
　　胡星斗：除了流浪之外，新生代农民工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也是与老一辈农民工不一样。老一代农民工一般就认命了，新生代则有更多的权利意识。他们比父辈更加希望融入城市，几乎不会回农村。
　　再就是，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不如父辈，父辈是典型的农民工，哪怕在血汗工厂，他们都勤奋工作。中国的老一辈农民工是世界上最勤劳的。
　　总体上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承受力差点。所以他们希望有合理的待遇。为什么现在会出现民工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在的农民工不满足现在的工资待遇，他们要求高工资，要求有尊严地活着，不接受过低的工资和过于恶劣的工作环境。
　　出现民工荒也是好事，这会促使政府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认识，加大对他们的保障，也促使民营企业提高农民工的待遇。
　　经济观察报：有观点称，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城乡双重边缘化”尴尬境地，对此您怎么看？
　　胡星斗：“城乡双重边缘化”的意思就是新生代农民工是流浪的一代。在城市，他们属于边缘群体，处处受到歧视；在农村，他们也是边缘群体。
　　某种程度上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上是被农村和城市开除了。在农村没有土地和住房，不熟悉农业，没亲戚；城市又不接受他们，公办中学、小学不接受他们，找工作也不如当地人，各种社会保障，比如廉租房都享受不到。
　　经济观察报：新生代民工融入城市的愿望十分强烈，您认为制约他们融入城市的门槛有哪些？如何解决这些门槛和制约，如何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
　　胡星斗：门槛首先是户籍制度。首先应该针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哪怕是规定要三年五年才能获得当地的户籍，但必须承诺，让他们拥有获得当地的户籍的权利。
　　另外就是教育制度。目前的教育制度，也都是按照户籍来拨款的。我认为以后可以通过教育券的方式来解决上学问题。
　　这种方式就是中央财政或者地方财政拨款落实到人头上。将教育券发到农民工手上，类似于过去的粮票，农民工可以拿着教育券自己选择学校就读。
　　对学校而言，学校拿到了教育券之后可以将这些券兑换成现金。这样，学校为了教育经费，就会积极地吸纳农民工子女入学。
　　除了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要改革外，在社会保障、低保等方面的改革则应该提前，农民工如果生一场大病，陷入了困境，城市也有义务救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