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志伟
　　3月贸易部门结束了连续70个月的顺差，首度出现70亿美元的逆差。不可否认，在人民币升值国际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这样适时的数据可能存在一些人为操控的成分，但绝非偶然。贸易逆差的出现与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和由此导致的东部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密切相关，是影响未来几年中国经济走势的核心因素。
刘易斯模型已不适用
　　对于民工荒现象，很多解读是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的低端劳动力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对此笔者并不认同。直观地看，目前中国城市化率仅为46%，意味着农村居民的数量约为7亿。扣除2.3亿的农民工，仍然有4.7亿人在农村从事着不到1亿人就可以完成的工作。既然城市化大的趋势没有结束，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也就尚未结束。因此，从劳动力数量和结构上判断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是缺乏根据和违背常识的。
　　如果仔细阅读刘易斯1954年的经典文献EconomicDevelopmentwithUnlimitedSuppliesofLabour，就会发现刘易斯拐点的实质不在于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在文章中，刘易斯将 “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解释为“劳动力数量相对于资本和资源而言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是负的”。因此，劳动力供给是一个相对于资本和资源供给而言的相对概念，即在拥有 “无限劳动力”供给的经济体中，资本相对于劳动力而言是稀缺的。进一步，刘易斯将这样的经济体分为两个部门，一是拥有资本的“资本部门”（CapitalistSector），其劳动生产率较高，工人的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另一个则是没有资本的 “维持生活部门”（SubsistenceSector），由于大量的劳动力从事简单的劳动，其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在这一部门中，劳动力的报酬仅能维持基本生存。因此，收入的差距是劳动力在两个部门间转移的最大动力。刘易斯认为，受到城市更高的生活成本、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收入的差距至少要达到30%，才能使劳动力由“维持生活部门”向“资本部门”转移。可以看到，刘易斯模型的本质上是一个二元经济模型，其两个基本要素是：
　　1.资本相对于劳动的稀缺性；
　　2.两部门间较大的收入差距。
　　两个要素中前者为充分条件，后者则是必要条件。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由于资本存量的积累，资本相对于劳动而言不再稀缺，我们可以说这个经济体出现了刘易斯拐点。这种情况下的两个部门间劳动力工资趋同是内生的，是必然结果。相反，如果两个部门间收入的差距受到外生变量影响而缩小了，我们只能说刘易斯模型已经不再适用，而不是刘易斯拐点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工资趋同是原因，而不是结果。中国的情况属于哪种呢？
两个经济体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中国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个经济体。东部与中部、西部的划分始于第七个五年计划，其中东部包含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11个省市，其余20个省区市则被划为中部和西部，我们在此沿用这个分类。
　　与欧元区类似，“东部”与“中西部”两个经济体使用同一种货币，劳动力可以在两个经济体间自由流动，而商品和服务则通过人民币进行自由贸易。与欧盟不同的是，两个经济体拥有统一的中央财政体系，财政收入可以在两个经济体间进行转移支付。直观上看，“东部”在20世纪90年代凭借区位优势率先实现了经济起飞，资本存量较高，但缺乏低端劳动力，可以近似看作刘易斯模型中的“资本部门”；而“中西部”则缺乏足够的资本存量，拥有数量众多的低端劳动力，可以近似看作刘易斯模型中的“维持生活部门”。
　　一个明显的现象：“中西部”的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明显快于 “东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1422元，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1350元，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1378元。从不同地区务工收入的增幅来看，西部地区的增长要快于中部，中部又快于东部。这意味着东部的农民工平均工资较中部仅高出5%，而较西部仅高出3%，显然与刘易斯模型的假设相悖。
　　更广义的分地区工资水平同样能证明中西部地区工资上涨速度快于东部。根据历年统计年鉴，我们计算了2005-2008年各省区市平均工资的涨幅。可以看到，工资涨幅排名前10位的均为中西部省市，而以出口为导向的浙江、广东、福建涨幅都相对较小。
　　因此，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中西部”相对“东部”劳动力工资的趋同，究竟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我们知道，对于两个经济体而言，如果其名义汇率保持不变，那么一方相对另一方劳动力工资的上升意味着其实际汇率的上升。如果这样的汇率升值是内生的，一定伴随着实际汇率升值方对贬值方的贸易盈余的上升。相反，如果这样的升值是人为操纵的，其结果必然是升值方对贬值方贸易盈余的下降。因此，我们将各地公布的支出法GDP中 “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加总作为“东部”与“中西部”的贸易盈余，分别除以其GDP，得到了这两个经济体的贸易盈余占GDP的比例。数据显示，“中西部”的贸易盈余一直是负的，且自1998年以来持续扩大，2008年底达到了5.7%。“东部”的贸易盈余则一直是正的，在2008年底达到了8.5%的历史高位。也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对外的贸易顺差都是由 “东部”这个子经济体贡献的。尽管我们目前无法拿到各地2009年的统计数据，但相信受到“中西部”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和外需整体下降的双重挤压，“中西部”的贸易逆差占其GDP的比例将在2009年达到历史高位，很可能超过8%。
　　两个经济体贸易上的数据已经清楚地表明，“中西部”相对“东部”劳动力工资的趋同并不是经济运行内在规律的要求，而是受到人为操纵的影响。这样的结论很容易解释，一方面2003年以来的两届政府通过减免农业税费等各种方式大幅提高了农民收入；另一方面1998年后中央更加注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先后出台了西部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发展规划，在财政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但是，这种非市场化的调控方式是有成本的。“中西部”劳动力工资的刚性上升不仅降低了其劳动力的工作动力，损害了其内在竞争力，从大的方向上说，更是逆城市化进程的。
历史之鉴
　　经验表明，一个经济上落后的追赶型经济体面临着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发展外向型经济之路，这需要在发展过程中压低劳动力、资源等要素价格。这条路上的前人包括了德国、日本、韩国、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东南亚诸国以及中国 “东部”，这些经济体通过压低实际汇率而提高了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并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实现了资本存量的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条则是发展内需之路。短期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造成了实际汇率的升值，经济在短期内享受了要素价格上升带来的内需扩张，经济增速加快，但贸易逆差和负债的积累则最终将使经济走向债务危机的深渊，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前的东亚诸国和加入欧元区后的南欧诸国皆可归入此类。
　　遗憾的是，中国“中西部”似乎走上了债务之路，借助外力不断加大基建投资。但是，这样的基建投资显然是低效的，从“中西部”不断扩大的贸易赤字来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没有赶上工资提高的速度，生产性资本的存量相对于劳动力数量而言依旧不足。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国土面积大，且区域发展不平衡，长三角和珠三角淘汰的低端产业中西部地区需要承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劳动生产率上的追赶。但是，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使中西部地区丧失了承接能力，大部分的出口行业甚至低端制造业仍然集中在东部地区。试想，3-5年之后，如果东部地区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了劳动力成本极其低廉的南亚，中国经济还会是一个 “奇迹”吗？
　　2009年以来，有关中国劳动力价格上升促进经济转型的观点开始盛行，房地产、汽车和家电等耐用消费品销量的爆发式增长使人们相信大众消费时代似乎不再是个传说。但是，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发现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并未到来，甚至不可能到来了，因为我们已经把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破坏了，脱离了刘易斯的模型。“中西部”劳动力价格被人为拔高意味着其贸易赤字将会不断扩大。毫无疑问，正如希腊等南欧诸国在过去10年中经历的，这样的人为拔高会带来短期的经济繁荣，甚至是极大的繁荣，但中长期却酝酿着更大的风险。
　　笔者认为，大众消费时代是中产阶级的消费时代，是建立在合理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框架下的。但中国的中产阶级显然是低收入阶层收入快速上升成本的承担者，是7年来利益受损最大的群体，何谈大众消费呢？劳动力价格的上升确实会在短时间内推动经济的转型和结构调整，但背后则是失衡的进一步、快速的加剧。当内需继续扩大，“东部”的贸易盈余无法弥补“中西部”的贸易赤字时，可能就是中国经济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之时。
　　（作者为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