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黎明
　　郑民生刚刚倒下，广东雷州和江苏泰兴两地的效仿者又接连而起。当校园血案被一再复制时，除了震惊和痛惜，除了要求严惩作恶者的愤怒，我们是否需要更多的反思？
　　郑民生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他似乎让我们无法简单地痛恨或谴责任何一方，指责大众眼中的罪犯个人或整个社会，在无辜孩子们淋漓的鲜血面前，都显得如此单薄而苍白无力。反思变得没有了方向。
　　事实如此。谴责郑民生的声音还没有消失，类似事件却一再发生。表明在这一类事件上，单纯针对个人的道德指责固然于事无补，严惩不贷和“从重从快”似乎也未能杀一儆百。同样，将事由简单抛给社会并不能令我们心安，特别是当郑民生在法庭上抵死不悔时，我们的这种不安尤为强烈。
　　有论者指出，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到3000美元时，整个社会处于矛盾尖锐期和问题多发期。这看上去是一个经过事实验证的结论，尽管它如此地冰冷无情。但这毕竟只是一个结论，我们是否就可以坐等着这个阶段早点过去，而不去做一些积极的干预？
　　对于郑案的处置确乎是“积极”的。从案发到郑民生被枪决仅一月有余，当地官方的论调是“从重从快”处置——好处显而易见，疮疤可以很快被掩盖起来。在从不缺乏谈资的现代社会，一度笼罩在南平的血色和恐惧无疑将很快变得模糊不清。
　　与疮疤一起被掩盖的，还有郑案的诸多特性。人到中年，事业失败、婚姻失败、家庭失和、人际关系紧张、报复幼儿等无辜弱小者……对照前后数起事件，诸多因素惊人相似。 “从重从快”处置并没有阻止类似事件一再发生。
　　可以说这是社会转型期的代价之一吗——这样的代价过于沉重。在冷硬的社会发展必然趋势面前，我们可以用简单的道德评判来发泄自己的情绪，但断不能以后者代替前者进行判断和抉择。我们可以用“从重从快”的判决为案件作结，但断不能忽视这背后复杂的社会成因。
　　在接二连三的血案面前，在痛悼那些早夭的花朵，在谴责罪恶之外，我们能做而且必须做的，只有冷静地思考，分析事件成因和规律，总结经验教训，找出预防和解决的办法。
　　这无法通过“从重从快”，无法通过单纯的道德指责轻易获得。当类似事件一再发生时，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类似郑民生的“凶犯”是如何炼成的？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关照郑民生这样的社会边缘人？而一旦与郑民生处于相似境地时，我们又如何自处？
　　当全社会以财富为单一的成功标准时，事实上，没有财富就无从谈事业的成功、家庭和婚姻的幸福以及个人的身份地位。当这种价值观以种种物化的标准，譬如房子、车子以及现实婚姻和他人评价等横亘在郑民生面前时，他显得如此地多余和不堪。
　　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自杀是一种途径，而制造轰动的社会效应，以更多人的流血为代价则是一种更为激烈的自杀行为。
　　并不是要替郑民生开脱——我们许多人的内心里多少都有着郑民生的影子。当我们对餐馆服务员颐指气使时，我们认为自己付了钱就可以无须给人以应有的尊重；当我们开着车勇猛地挤开试图并线的其他车辆时，我们认为自己无须表现出丝毫谦让，因为这符合交规……
　　不要以为我们离郑民生有多远。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既是郑民生们所制造惨案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制造郑民生们的整个社会的参与者，我们甚至可能自己就是郑民生。
　　要避免类似案件发生，整个社会当然要作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努力。譬如减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区心理干预，等等。这些工作应该主要由政府承担。
　　然而，我们也需要检省自己：痛恨郑民生们将屠刀指向幼儿，但坚持认为“何不去杀贪官”的人们是否“五十步笑百步”？
　　郑民生们将自己的不幸归罪于社会和他人，但我们是否也常常将种种失意的原因轻易从自身撇清，简单代之以社会不公？
　　郑民生们时常病态地怀疑周围人对自己图谋不轨，而我们又何尝不是经常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度人？
　　当这种情绪在全社会泛滥时，郑民生们是否就有了一再诞生的土壤？
　　惨案看上去与我们许多人不相干，但我们是否简单地谴责怒骂几句，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洗洗睡了？
　　……
　　不能不承认，郑民生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而答案就在我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