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斐斐
　　谁比股神巴菲特还能赚钱？答案就是对冲基金。
　　即使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巨大考验，对冲基金业整体的年平均回报率（2000－2009）仍高达6.2%，高于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5.9%。
　　上月底，本报与博茂集团董事长艾盛·苏威（IsaacR.Souede）对话，分享他的投资经验以及其对中国资本市场新兴做空机制的看法。博茂集团是对冲基金行业当中的佼佼者，其年平均回报率为8.1%。
　　经济观察报：两年前的金融危机给对冲基金行业带来很大打击，但金融危机之后，对冲基金投资业绩出现了很大反弹，这是怎么实现的？
　　IsaacR.Souede：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冲基金经历过五次低谷时期，2008年是最为严重的一次。但你会发现，在每次低谷之后的两三年内，这个行业都会大概以15%左右的速度反弹。
　　这次危机，一个比较好的副作用就是银行的自营业务部门被监管者强令关闭，一些不够格的所谓 “对冲基金”退出市场。
　　从资产管理的角度上来说，当你回顾过去十年，除了新兴市场之外，几乎所有传统市场的传统投资（conven－tionaldevolvedmarkets）股本回报率基本上是零，而对冲基金的回报率基本上每年保持在6%的水平，所以毫无疑问，机构投资者非常需要并且依靠对冲基金行业。
　　另外，现在我们看到国债面临的各种严重问题，比如说希腊以及迪拜的债务危机，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影响，我不认为政府债券能在今后的十年当中有什么好的表现。因此，如果国债不行，而传统投资的收益率在将来十年当中只能达到5%－6%，对冲基金就显得很有吸引力了。
　　而从资本流入的角度来说，危机恐惧之后，人们的信心在逐渐地重建，你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资金回流。因为投资者知道，即使在2009年，对冲基金也比其他传统的投资收益高很多。
　　经济观察报：德意志银行发布的年度替代性投资调查报告显示，受访者普遍认为亚洲将会是2010年表现最为出色的地区，而中国将会是表现最好的国家，你怎么看？
　　IsaacR.Souede：我基本上同意这样的判断。但客观上，因为亚洲原来基数比较小，因此增长率看起来就会更高一些，但问题是，作为对冲基金的经理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来控制风险。
　　比如说中国。中国刚刚开始试验做空机制，但因为整个市场还不成熟，对冲基金的经理很难用其降低风险。
　　所以，作为投资者来说，亚洲还不是充分发展的成熟市场，很难降低风险。如果你可以和我一起快进到2020年的上海，那时有期指市场，有做空的股票，非常充裕的流动性，那就很理想了，简言之，越是成熟的市场，就会有更多的差异化 (differentiatedmarket)，但是很多亚洲市场是动力驱动型的，所以，在好的与坏的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区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经济观察报：4月中旬，中国正式推出了股指期货交易，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对冲基金的元年，您认为这对中国资本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
　　IsaacR.Souede：这是我所说的中国迈向更成熟市场的重要一步。更多成熟的市场工具能够降低不稳定性，提供更多机会。如果你说到私募行业，如果我拿到投资，我需要另外更多的投资策略，我可以考虑市场的走向，可以做空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事实上，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私募业应该做私募业的事情，不应该越界。
　　但这是非常积极的一步。当然现在还是对股指做空，如果这项业务进展顺利，下一步也许中国就会允许对某一股票做空，以及允许其他更加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你可以争论，在这方面美国走得太远了，以至于董事会和监管者都不知道市场上在做些什么，我想中国已经吸取了教训，将会缓慢地边看边做。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在这一过程当中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如何避免？
　　IsaacR.Souede：最大的风险就是投资者不能真正理解这项产品，滥用这些产品。如果人们利用它做纯粹的投机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如果你用的是真正投资组合管理来降低不确定性的话，就会变成一项很大的优势。比如说现在我可以用更少的资本进军中国市场，我可以少担心一些不确定性，而多倾心于投资。
　　经济观察报：您对今后十年中国金融市场的展望？
　　IsaacR.Souede：我认为中国市场的监管者是很聪明的，他们也许在等待看美国的监管会怎么走，欧洲的监管会怎么走，我们再怎么走，但是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自己的终极目标。也许在美国，我们做得有些过头了，但中国应该坚定地走上这条路，如果在上海没有一个非常成熟的金融市场，就不可能存在一个完全自由浮动的货币 （completelyfree-floatingcur－rency），而这是最终的途径。惟一的问题就是有多快。中国投资者多快能吸引新的技术，并使其运用自如。事实上，我认为中国监管者正处于一个很有利的地形，可以观其变定其行，你是喜欢卢森堡式的监管还是香港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