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琼 任小飞
依托香港发展了30年的深圳越来越意识到，还应该离香港“更近一些”。
香港人同样如此。“香港的发展受到土地与物价的限制，需要有更广阔的空间。”香港民主派议员何秀兰对本报记者说。
但迄今为止，港深两地的合作意愿仅仅是建立在框架协议上的书面文字。深圳还是深圳，而香港还是香港，深圳河的两岸依然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前海的梦想
在香港东铁线的列车上，一个从罗湖口岸过境香港的大陆孩子贪婪地望着窗外。但慢慢地，孩子眼神中渐渐失去了兴奋。东线过于漫长。过关已经一个多小时了，他所见到的香港，并非像在电视中所看的那样繁华。
罗湖口岸是目前进出香港最为便捷的途径之一。但从罗湖过关到达最为繁华的中环仍有1小时的距离。
新界这个深港之间的缓冲地带过于冷清，以至于孩子无法忍受在漫长的时间里得不到足够的视觉冲击。
正因为这种差距，深港交界处广阔的前海片区成为两地合作的突破口。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港深两地城市发展的瓶颈开始凸现。在香港，土地对城市发展的限制在这轮金融危机中被极度放大。过于依赖金融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模式使得香港缺乏实体经济支撑。“前店后厂”模式的终结，更让香港意识到必须与珠三角城市建立更高层面的产业合作。
在深圳，金融危机之后，产业升级对城市发展的困扰提前到来，让深圳成为香港服务于内地的中介变成城市升级的迫切需要。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前海开发被提上日程。港深两地都意识到，应该寻找一个新的，能够建立在法律、制度相对吻合的区域作为未来港深合作的基础平台。在该平台上，港深两地的信息、人才交流更为方便且快捷。与之同时，该区域还将成为中央针对香港未来金融政策等一系列政策的“落地”区域。
2009年6月17日，香港民建联副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刘江华提出议案，要求香港政府“与深圳市共同协商规划和发展深圳前海地区，探讨共同经营港深合作区域的可能性。”
今年4月17日，广东省与香港特区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港深前海合作被列为粤港合作重点区域之首。
港深两地对于前海合作的期待很高，双方甚至希望前海能够最终取代中环成为整个香港和深圳金融及服务业共享的中心。这意味着，那些曾经在中环的国际和内地的金融机构、律师楼、会计师及建筑师事务所将涌进前海。未来的前海将成为港深两地共享的“曼哈顿”。
在围绕前海规划的基础之上，深圳与香港交接的河套地区则规划为现代产业带，那里将成为港深合作高新技术产业的新基地。
另外，突破制度壁垒也是前海片区被赋予的重担。改革开放之初，香港的定位是内地的窗口，那时制度差异所导致的矛盾不大。但最近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的模式已经转变为以区域经济发展为重心。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内地的对外开放，让香港原有的优势渐渐消失。跨国企业、国际性金融机构及现代服务机构开始纷纷在上海等城市设立分支机构，这让香港和深圳都有所忧虑。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前海片区是政治智慧的再次体现。前海作为一个在制度及管理上与香港及国际惯例全面接轨的过渡区域，形成一个相对封闭又相对开放的区域，有可能承担此前蛇口的责任，突破一直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形成一个缓冲地带。
现实壁垒
港深合作是两地政府之间推动的合作，一旦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则难题重重。
2009年6月17日，香港立法会就刘江华提出的《促进港深合作》辩论，作为香港民主派议员的何秀兰的发言引起了争议。有议员担忧“港深融合”可能影响“一国两制”的基本治港国策。
何秀兰也承认，造成港深两地隔阂的并非仅仅是一条深圳河，而是两岸不同的制度。
港深两地在基础制造业合作层面没太多困难，但一旦涉及到现代金融业、现代服务业则问题凸显。两地在法律、建筑施工标准、会计师制度乃至于货币、交通条例等更为现实的层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
“粤港澳大桥修建时，我们提出建筑标准三方不相同，应该按香港标准、澳门标准还是广东标准？香港是驾驶靠右，内地是驾驶靠左，怎么解决这个冲突？粤港澳三地限速标准可能不同，怎么解决？”何秀兰说。
一些香港人担心，制度层面的深水区会影响到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在制度上的独立性。届时前海采用香港法律还是内地法律？其法律执行方面由香港警察还是内地公安部门负责？或是两地协同负责？由于前海地区规划在深圳辖区，香港人在前海的权利保护成为香港社会关注的焦点。
“不解决制度融合的问题，香港的现代服务业很难集中到前海。”何秀兰对本报记者表示。
即便如此，何秀兰依然对前景乐观。她认为，香港发展到今天，自身经济的局限性使得香港的社会矛盾开始显现，一些情绪性的因素影响香港自身的发展以及香港与内地关系。在此背景之下，两地的沟通，尤以在经济层面的携手显得格外重要。
“我们上一代甚至几代人的为历史承担的一些东西不应该留给下一代，香港的下一代需要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他们需要打破深圳河的隔阂，这需要港深两地实际在操作过程中运用政治智慧。”何秀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