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晖
　　日前，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1997年中国大规模修订刑法后，幅度最大的一次修改。此次修改共有46处，其中，取消13项死刑罪名、数罪并罚最高提至25年等修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8月26日，中国刑法学界泰斗、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赵长青，在他的律师事务所里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76岁的赵长青，是学术界公认的刑法研究大家。他是1997年刑法的修订者之一，也是黑社会问题的权威研究者。1995年，他曾为新疆克拉玛依特大火灾案400多个受害者家庭担任代理人；2009年，他为“黑老大”黎强担任辩护律师，端坐在辩护席之首，当日出庭的诸多重庆司法界“人物”都是他的学生。
“从一味强调严打，调整为宽严相济”
　　经济观察报：全国人大从8月23日开始审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观察者认为这是中国自199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刑法修订，包括这次草案中拟取消的13项死刑罪名，你认为中间透露出什么意味？
　　赵长青：这一次刑法的大规模修改，是我们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的第八次修订。从目前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这一次修改的规模比较大，涉及面也比较广。比较突出的是两大方面：一是死刑罪名减少，二是适当加强了“生”刑。
　　也就是说，贯彻了“少杀长关”这样一个思想。这个政策透露的信息就是，把过去一味强调的严打，调整成为宽严相济。
　　比如说，这次修改减少了一部分死刑，这说明我们国家跟国际立法趋势相接轨，顺应了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规律。
　　另外一方面，“生”刑的适当加大，以前有些比较严重的犯罪行为，被判刑之后，他没有被关很长时间，就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又再犯。我国一直施行的是数罪并罚政策，最大的刑期只有20年；现在数罪并罚达到35年的，可以判处25年的有期徒刑，加长了严重犯罪行为的关押时间，这是符合国情的。
“最高刑期不宜加得过长”
　　经济观察报：有人认为加了25年还是短了，应该将有期徒刑最高加至30年。世界上有一些国家的刑期甚至达到100年之上，远远超过了普通人的寿命时限。
　　赵长青：我认为25年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人的犯罪年龄段，都是在十七八岁到50岁以下的区间。一般说来，60岁以上发生犯罪行为的个体已经很少了。20多岁左右的犯罪个体，被判处25年之后，再出来基本上没有再次犯罪的能量。
　　关于刑期确定，还有一个原因需要考虑的是，如果关押时间过长，司法成本过高。同时，关押的人太多，同样会增加社会矛盾。这个问题的道理在于，一个犯罪个体，按照婚姻法、刑事诉讼法等来研究其社会关系的话，它会涉及到20个人——他的亲属，他的父辈，他的同辈，他的下一辈。
　　如果这个人犯了罪，把他关起来，那么他会跟20个人发生关系，如果这个关系处理不好，那么，这20个人就会对我们的政府有意见，对我们的国家有怨恨。所以，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体制之下，关押的人不宜太多。
　　最近我看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中国每年被判刑的人数已经接近100万。如果我们把刑期在最高25年的基础上，再延长5年，那么被关押的人数会大幅度增加，司法负担将无法承受。从长期深层次来看，如果关押的人太多，会对我们国家不利。
　　我的观点是，最高刑期加长可以，但是不宜加得过长。
“醉酒驾驶和飙车，不宜单独设立罪名”
　　经济观察报：酒后驾车可能会单独成为一项刑事罪名，比如危险驾驶罪。此前我们注意到，成都有一个判例，一审将1名酒后无证驾车造成4人死亡的肇事者，以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酒后驾车的确成为民众公愤的一项危险行为，但是有人声称，一旦设立危险驾驶罪的话，中国的监狱将会容纳不下众多的罪犯。
　　赵长青：现在刑法的修正草案，拟入了一些新的罪名，比如人体器官买卖罪名、恶意欠薪罪、强迫劳动罪、伪造普通发票罪等等，这体现了刑法的与时俱进。
　　现在提出来一个争议，即醉酒驾驶，是不是一律要入罪。目前已经有两种办法可以处置醉酒驾驶，一种是醉酒驾驶并肇事或者飙车肇事，依照我国目前现有的《刑法》，是可以处理这种行为的，即“使用危险方法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罪”，这个罪名可以处理现有的醉酒肇事和飙车肇事的行为。
　　另一种处理办法是，如果酒后驾车或者飙车，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我们可以对其进行行政处罚，从吊销执照、拘留一直到劳教，都是对酒后驾车或者飙车行为进行的比较严厉的行政处罚。
　　因此，对于酒后驾车、飙车等引发民众公愤的行为，我认为现有的刑法罪名，已经可以处理它。
　　如果认定醉酒驾驶，无论造成什么后果都要判刑，这样子的话涉及面太广，被判有罪的人会相当多。那么醉酒驾驶，按照全国的调查统计数据，一年有几十万起，假设一项罪名，可以让我们一年多判几十万人入狱，那么将会成为我们国家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醉酒驾驶和飙车，不宜单独设立罪名，我们现有的司法体系可以处理这两种行为。
“既保留死刑又限制死刑”
　　经济观察报：这次消减13项死刑罪名，是否意味着我们国家刑法的最终走向是废除死刑？废除死刑离我们还有多遥远？
　　赵长青：我们现有的刑法，规定了68项死刑罪名，这68项死刑罪名，占刑法450多项罪名的15%。这个比例在世界各国保留死刑的国家中是很高的，多数保留死刑的国家，死刑罪名占比在10%以内。
　　现在取消13项死刑罪名，还有55项死刑罪名，算起来的话，所占比例降到约12%，仍然很高。
　　世界就废除死刑的争论已经持续了200多年，这不是一个新问题。目前，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大约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取消了死刑。
　　据不完全统计，取消死刑的这些国家多数都是小国家。大国基本都保留死刑，美国也没完全取消死刑，有些州取消，有些州保留，俄罗斯、日本都还存在有死刑。
　　但是废除死刑是总的趋势，因为生命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如果连生命都不重视了，我们不停地推动经济发展，就没有了任何意义。
　　以我国现在的经济、文化、道德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并不适合废除死刑，我们既不能过分抗拒死刑的威慑力，也不能忽视死刑的威慑力，对杀人等暴力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等等确实应该执行死刑，所以我赞成我国现在保留死刑又限制死刑。
　　近年来，我国在死刑处置方面，取得了进步。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收回了死刑权，以前死刑权是下放到省里的，死刑判得就比较多，现在收回到最高人民法院就起到了控制死刑数量的作用；二是这次刑法的修改减少了死刑的刑法种类，减少罪行的重点就是非暴力罪行（例如小偷盗窃的金额具有偶然性，并非暴力且对社会危害相对较小），还有就是没有必要规定为死刑的罪行（例如传授犯罪方法，就犯罪本身来说危害性大但没有必要判定死刑的一类）。
　　这个巨大的进步说明我国的最高立法机关、最高司法机关接受了逐步甚至最终废除死刑的趋势和思潮。
　　其他保留死刑的国家即便是判处死刑但是执行的都很少，且过程都比较复杂和漫长（比如日本），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很关注我国的死刑执行情况，我国虽然没有公布但实际上是判处死刑最多的国家。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死缓？
　　赵长青：死缓是中国独有的刑罚，这个制度实行的效果很好，它控制了死刑的适用。有些人罪该处死，但不是立即执行，就判处死缓。死缓经过2年的改造，如果确实有悔改，就改为无期徒刑甚至是有期徒刑，从实例来看，判了死缓者，再被处死，是极其个别的，从调查来看死缓改造后再次犯罪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适当减少死刑不会导致治安
　　环境恶化”
　　经济观察报：中国传统社会观念是“杀人偿命”，这次刑法修订中，取消了13项死刑罪名，会不会降低民众的安全感？
　　赵长青：这是个法制导向问题，过去的宣传方针夸大了死刑的威慑力。但事实上，并不是有死刑这个社会就害怕了，就没有犯罪。
　　1979年刑法出台时，只有20多项死刑罪名。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社会治安仍然非常好。之后死刑逐步增加到68项，但是犯重罪的并没有减少。现在犯罪量大量增加，1988年到2007年的20年中，统计而得的犯罪量增加了4.8倍，增加的犯罪主要是“轻型犯罪”和“法定性犯罪”。
　　“轻型犯罪”指判处5年以下的犯罪，“法定性犯罪”就是指增加了刑法条例而产生的犯罪，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增设人体器官买卖罪、醉酒驾驶等罪名，就会产生新的罪犯。
　　我们经过仔细的研究，20年来，暴力犯罪等重罪 （被判死刑的罪责）很少增加，传统犯罪增加的比重也很小，重罪犯罪率几乎不受刑法死刑的罪名增减而受到影响。
　　香港、澳门地区的法制都不如内地严格，并且很早就废除了死刑，但是它的治安环境都比大陆较好，一些废除死刑的国家例如欧洲的瑞典、瑞士、英国等治安也都很好。我们仔细观察可以得出结论——世界上不“杀人”的国家，废除死刑的国家，其社会治安状况都比较好。
　　所以适当的减少死刑并不会导致社会治安环境的恶化，关键是法制宣传的一个导向问题，扭转人们心理对死刑的传统看法，并不是这个国家判处死刑者多，这个国家的治安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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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大修看点
　　取消较少适用或者未适用过的13项死刑罪名，如传授犯罪方法罪等；增加已满75周岁老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对被判处死缓犯罪分子的减刑作出严格限制；将数罪并罚刑期的上限由20年提高到25年等。
　　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特征明确写入草案，增加财产刑；调整敲诈勒索罪的入罪门槛，将敲诈勒索罪的构成条件由“数额较大”调整为“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完善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的规定；加大对恐怖活动犯罪的打击等。
　　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将用刑法进行处罚；将不支付劳动报酬、非法买卖人体器官、虚开普通发票和持有伪造发票等行为规定为犯罪；修改生产销售假药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规定，调整其犯罪的构成条件，降低入罪门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