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今
　　“大清”是汉人的还是“满人”的，这似乎不成问题，按惯常说法，满人是“夷”，在明代人的眼里这个“夷”字和野兽的意思差不多，这些“野兽”占据了大明江山，怎么可能被承认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老老实实去掉身上的膻腥，心里至少还得经过一番文化的洗澡，这番身体到心灵的洗澡有一个名称叫“汉化”。
　　可偏有人说“大清”统治成功的秘诀是依靠“满人”的特性，猛一听有些奇谈怪论的感觉。这些“奇谈怪论”被编到了一本书里，这本书叫《“新清史”的研究与争鸣》。“大清”历史既然被“新”了一次，自然有“新”的道理。我的理解是，“新”在“大清”满人眼里和“汉化”完全是两个意思，满人即使要洗澡，跳进的也不是和汉人一个澡缸，膻味也未必洗净才有资格做咱们“中国”的皇上。乾隆爷不仅是汉人的君主，还自封是蒙古的“可汗”，西藏的“文殊菩萨转世”。他的行动踪迹在紫禁城和避暑山庄之间来回迁移，绝不是为了防暑这么简单，就是要回避仿佛老在汉人的浴缸里洗澡这种印象。在他们看来，除了多沾点汉人的文气，再留点满人的膻气似乎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显示的是“大清”不同于明人那般狭隘偏执。
　　明人修长城，把满人挡在了外面，理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一个族群堆里长起来的，心里的想法一定是拧着的。可明朝从此是自画界线，占据的地盘却变得小多了，皇帝还被蒙古后裔瓦刺给掳去羞辱了一番。于是遭满人嘲笑说，我们与蒙古、西藏结盟，他们就是天然的屏障，明人费了那么大劲儿，不但长城内的中原地盘守不住，连南宋苟延残喘的样子都维持不下去，“南明”只存在了十八年，南宋却存活了百年以上。所以，“大清”皇帝把宋朝贬得一塌糊涂，康熙皇帝捧宋代的儒学大师朱熹，可到了乾隆爷就开始不断 “辟宋”，就是批判宋代那些士人的思想，好像是和他爷爷的想法打架。其实不然，宋代流行把北方人（金人、辽人、西夏人）当作野蛮人的想法，一直让“大清”皇帝们耿耿于怀。
　　“大清”皇帝喜欢说“汉唐”的好处，甚至屡屡羡慕古代的黄金年代——“周代”，不愿说“宋朝”的好话，为什么呢？有一个理由是，周代取代商朝，不过是“西夷”取代“东夷”罢了，“夷”只是相当于一种户籍，和“文明”与“野蛮”的区分扯不上关系。如果“夷”是野兽，那么，周人也是野兽了，因此，“夷”是野兽这个宋代以后出现的解释自然不成立，这是雍正皇帝的看法。乾隆爷和他爸爸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更喜欢提及“汉唐”盛世，因为唐代君主李世民就是个“杂种”，按陈寅恪先生的考证可能有北方蛮族血统，按宋人的标准也是个 “野蛮人”。乾隆爷说，你看，连唐太宗都是个“杂种”，我们这些“杂种”当皇帝有什么不可以吗？这问题问到了要害。关键在于，乾隆爷自己接受了不少汉人的文化思想，但他死不承认这辈子就变成了汉人的文化奴才了。这与我们汉人学者一厢情愿地说什么满人被“汉化”了，好像还有点距离。
　　以上是“新清史”新在哪里的一点归纳。但“新”过头就有点语走偏锋，故作惊人的意思，比如说乾隆帝曾一度连篇累牍地在谕旨中提倡 “满语骑射”，意思是要教导满人保持自己民族的传统语言和生活习俗，这单看是一种民族特性的认同，但更大的背景却与此正好相反，因为满人大臣都大多不喜用满语书写奏折，或者通篇频频出现病句错字，弄得乾隆爷不断发火，才用谕旨骂人，恰恰说明满语骑射的习俗处于迅速衰落的过程，而不是什么区别于“汉化”的统治特点。所谓“缺什么才吆喝什么”，正如当今社会，越是道德阙失才提倡树立“新道德”的意义，而绝非现在道德空前的纯洁高尚。如果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语境，可真有点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味儿了。
　　再有个例子是“正统”的问题，每个新王朝建立时都要给自己的出身找个说法，必须清楚地说明自己“正统”的根儿埋在什么地方，“大清”是关外蛮族入主大统，这个“统”到底应该接到哪里去。如果按照种族的接续原则，满人从人种上说都是位于宋朝北方的金人后代。所以他们在东北时还叫“后金”，但有了“大清”的名号后就犯了难了，到底是接汉人的“统”，还是接金人的“统”？一些史臣拍马屁，说编历史时咱们“大清”应该接着辽金的“统”，结果马屁拍在了马腿上，被乾隆爷一顿臭骂，乾隆说“大清”应该接的是宋元明的朝代，把那么重要的“统”接在了一个地方政权的根上，这不是自己贬自己吗？可见，乾隆爷脑子里的“统”不是狭窄的种族观念，好想非得把“大清”名号和自己的祖先绑在一起誓不罢休，他的脑子想的是，对更广大空间疆域的控制才是建立“正统”最重要的因素。
　　以上所举两条没有为“汉化”翻案的意思。在此想为“新清史”和“老清史”的区别简单归纳几句：首先，“新清史”强调“断裂”，“老清史”强调“连续”，在“新清史”的眼里，满人的清朝几乎完全可以割裂成一个和汉人的明朝不一样的朝代，这显得有点耸人听闻。
　　再有“新清史”强调“区分”，“老清史”强调“涵化”。满人和汉人的区别（语言、服饰、军事、社会习俗）是一个核心论点，老一辈满眼却是只承认满人被汉化的历史。
　　第三，“新清史”更强调“东—西”，“老清史”更重视“南—北”。老一辈眼中，满人由北向南，步步紧逼，先入关抢占中原，后大兵吞噬江南，完全是南北贯穿而下的野蛮态势，而汉人文化也是步步涵化，逐渐给这些塞外禽兽洗澡，刷洗膻腥，到最后不分彼此，这想法骨子里有点“大汉族主义”，却也不无道理。
　　“新清史”却说周代东夷西夷可以相互换位，哪有什么汉人中心。于是“大清”的疆域延绵不绝地应该向西延伸到蒙古、新疆、西藏和中亚。那是一种类似近代欧洲“殖民”的过程，“大清”西进被想象成了一个西方不断东进，到处“殖民”非西方地域的翻版。这种时髦的“全球化”历史观把“大清”纳入到了东西交流的世界史框架下定位，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汉人”在里面几乎完全消失了。我们不妨换个角度问，如果把“东西”和“南北”的视角调和起来后效果如何？我想，“清史”解释是不是应该出现一个第三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