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然
　　过年这段时间王哲（化名）感到心力交瘁，除了很多工作要在节前完成，另一件让王哲头疼的事是儿子放假了。
　　王哲拥有一家设计公司，因为平时工作忙，跟儿子接触的时间非常少，所以一到节假日王哲就把儿子带在身边。但上初中的儿子小松已经不像小时候一样好管了。王哲年轻时忙于打拼事业，顾不上对孩子的管理和教育，寄希望于通过让孩子上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私立学校帮助看管孩子，但并不如人意。
　　小松很小就跟着父母到过很多国家，住星级酒店，尝试过各种高科技的东西，他的见识远远超过同龄的孩子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学校老师。面对聪明、机敏、见识颇丰、又对一切毫不在乎的小松，学校似乎也没有办法。从私立学校到公立学校，从请私人家教到学校老师一对一辅导，王哲和妻子在儿子的教育问题上已经基本无计可施了。最近他们开始考虑先给孩子办留学，最终希望移民加拿大。
一个想移民的富人
　　王哲工作忙的时候，一个星期都回不了家，最忙的时候他曾在办公室里待上小一个月没下楼。“心思全在工作上，回家也坐不住，见到儿子还怕心思散了，实在不好兼顾。”王哲无奈地说。因为王哲和太太都有各自的事业，小松跟家里的保姆和司机接触的时间更长一些。为此王哲和太太约定不管多忙周末都要放下工作，回家团聚。
　　去年下半年王哲的太太特意安排一家人去了趟加拿大，一来度假，二来考察孩子上学的可行性问题。这趟加拿大游让一家人重温了久违的温暖。
　　这次他们以考察温哥华为主。加拿大是个冰雪国家，但是温哥华却是个四季温暖如春的好地方，冬天里有时最低气温也在零上2摄氏度，气候温暖、碧草如茵。“温哥华的冬天湿润多雨，但只要雨一停，地面很快就干了，街头很多人穿着运动鞋和薄衣单衫慢跑锻炼，到了那儿我也想换上运动鞋跑跑步。”王哲兴奋地说。
　　“这里环境没得说，空气清新、天蓝地碧，社会保障也很完善，美中不足的是不够‘热闹’，”王哲说，“加拿大的生活节奏很慢，经济发展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我们到那里只能是消费和养老。”
　　40岁的他正处于事业的黄金时期，恰恰也只有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能给他带来这样的机遇。所以他不会放弃在中国的事业，只希望先解决孩子教育问题，以后的事情再从长计议。
　　加拿大的学校教育和国内不同，他们主要以培养全方位的人才为目标。王哲认为，小松尽管成绩不好，但是他博览群书，眼界开阔，发散性思维也很强，他身上有很多优秀的元素，但在国内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很难找到一条适合他发展的路。所以，他希望国外不拘一格的培养方式，能够给小松的未来找到一些方向。
　　但是王哲也有顾虑，怕孩子学坏。加拿大的学生生活中社交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各式各样的party，让孩子们兴奋不已，伴随party的酒精和大麻让王哲很是担心。一位在移民加拿大圈子里很火的老移民“七杯茶”就在他的博客里写道：加拿大“滥用药物研究中心”去年年底前披露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加国15至17岁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承认在过去一年里吸食过大麻，而在18至19岁的学生中，这一比例更上升到了50%。
燕归来者的得失
跟王哲不同，周童喜欢国外的生活。“国外地广人稀、空气质量好、食品安全问题少，再加上完善的教育、医疗、社保体系，让人生活得很安心。”周童笑着说。
　　1998年大学毕业的周童申请到奖学金去法国留学，毕业后就留在当地工作，获得身份，结婚生子，一待就是10年。但2008年底在老公李明的强烈要求下，一家人回到了国内。
　　男人固有的事业心、成就感是李明选择回国的重要原因。周童说，国外的生活很安逸，人们不必为了生计疲于奔命，每个人都各司其职，社会层级扁平化，一个公司里大部分都是小职员，也乐于做一辈子的小职员，而国内基本都是“经理”，人到中年如果还是个小职员，手下没有几个人管是一件没面子的事。
　　刚回国由于对国内环境的不适应以及二女儿的降世，周童一直没有工作。老公自然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去年年底周童也结束了两年全职太太的生活，重新回归职场，在北京的一家国企工作。
　　现在周童和老公一个月能挣到4万元左右，但还是感觉钱不够花。“国内的生活成本太高，大家拿着第三世界的工资，做第一世界的事。”周童说。周童来京后在西南二环附近租了个110平米的房子，现在房租为4000多元/月。另外，保姆费3000元/月，大女儿上托儿所的花费将近3000元/月也都是每个月的固定开支。剩下的基本生活费用也是笔不小的开支。因为担心食品安全问题，周童都要去好一点的超市买有机食品和进口食品，小女儿的奶粉都是国外的牌子。
　　在法国，周童是一名普通的银行职员，不算奖金、分红一个月工资为3000欧元左右，负担一家人的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医疗、教育都不花钱，个税也是以家庭为单位计征的。比如我一个人工作负担整个家庭，政府还会出于对你赡养父母和抚养子女的考虑按比例减税，非常人性化。另外对普通食品的安全方面也比较放心。”周童说。
　　在周童看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穷人和富人，即使是最富有的国家也会有人生活窘困，但一般国外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基本的生活、医疗、教育还是可以保障的。
　　此外，除了钱不够花，价值观和职场生态的差异也让常年在外的周童和李明感到有些无所适从。
　　周童介绍说，外国人比较自我，体现在方方面面，男和女、夫妻之间是绝对平等的关系，不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概念。“国内自古以来就有‘君子远庖厨’的说法，而在国外照料家庭的事是夫妻共同的义务和责任。”
　　中国酒桌上谈生意的交易规则也是国外所没有的，“在国内要办成一件事花费的精力成本、时间成本包括金钱成本都太大。国外职场中的人事和权力斗争并不明显，晋升或保住职位基本不以是否请客送礼、是否请托为主要因素。所以一定程度上也促使老外很看重家庭，下班后基本就会回到家里，而不像绝大多数中国三四十岁想要干出点名堂的男人那样下班后就要赶酒场。”周童说。
　　对于这个阶层的困扰，周童有自己的解读：奋斗是没有止境的，很多人觉得所谓的精英阶层已经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必再焦虑，但实际上当你爬上一个台阶，前面还有一个，回头看看可能有很多人已经落在后面，但永远有人在你前面。“这种焦虑是来自我们不满足的内心，但这个社会的现实也在逼迫每个人脚步不停地往前走。”
　　“人得适应环境，虽然我们还不太适应并且不喜欢中国的职场生态，但有得必有失，李明得到了他想要的成就感，回国还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孝敬父母，重温友情。好在我们还有后路，厌倦了就回法国养老。”周童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