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力
　　豪尔赫·森普伦永远忘不了他初抵布痕瓦尔德的那一时刻。时为1944年1月，阴霾仍笼罩着整个欧洲，西班牙共产党党员森普伦和千百个法国政治犯一起被盖世太保塞进密闭的火车车厢，经过不知多少个昼夜的漫长旅行，火车终于停在德国中部的一个小站。他听到德国军官声嘶力竭的号令声，伴以狼犬的狂吠，车厢门哗地开启，站台上大灯打出的强光直入久不见天日的眼帘，仿佛一幕瓦格纳的歌剧就要上演。
　　后来，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森普伦经常能听到瓦格纳的歌剧。这是纳粹军官在杀人之外的最爱。铁丝网外的不远处坐落着魏玛古城，那曾是歌德散步、思考和做诗的地方。春日降临时，集中营外的原野美得醉人，而森普伦被关在里面。
　　是的，被关在里面。多年以后，森普伦在自传体式小说 《漫长的旅程》中写道：“正是在春天，被关在里面的感觉才越发变得无法忍受。”
　　为了自由，他失去了自由。他本可以不在这里的。加入法国抵抗组织、杀德寇是他的自由选择。可是，现在他彻底地失去了身体的自由。在这样的极端环境里，这位法国索邦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不断地在做终极思考。
　　那一年，他刚满20岁，做了人生中的又一次跨国旅行。1939年，在西班牙共和国被佛朗哥叛军联同德意法西斯残酷绞杀后，他随忠于共和国的外交官父亲先是流亡荷兰，然后到法国。当纳粹德军穿过巴黎凯旋门后，与许多身在法国的西班牙共和国流亡者一样，他选择了加入抵抗组织，为一个并非自己祖国的国家而战，不幸被捕。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押囚的列车一路东去，直至布痕瓦尔德。
　　爱听古典音乐也秉持科学精神的纳粹军官给新到的每一个犯人做登记。森普伦的胸前给贴上一张倒三角形的纹章，上面印着一个代表西班牙的“S”，红底黑字，表明他是西班牙赤党，编号44904。他在登记卡上的“职业”一栏里填了“学生”，并在个人描述里写上他懂德文。
　　他因此被发配去做文书工作，而不是像其他大多数人那样去干繁重的体力活，从而侥幸存活下来。集中营里漫长的寒冬，活着的人里面，饿倒的、病倒的和累倒的，便再也没爬起来。焚尸房的烟囱青烟滚滚，伴以瓦格纳歌剧的乐声。
　　年轻的森普伦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这么有文化底蕴的民族，会变成残酷高效的杀人机器呢？在高度的民主之中诞生了最专制、最邪恶的政权，这难道是现代性的宿命吗？
　　1945年春，巴顿将军的坦克师挺进德国，两名开着吉普车巡逻的美国军官在魏玛城外意外地发现一大群衣衫褴褛、皮包骨头却手持武器的“犯人”。他们走出纳粹弃之不顾的集中营，准备去和残敌战斗。其中的一个年轻囚徒，编号44904，扛着反坦克火箭筒。
　　65年后，那个扛着火箭筒的少年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知名作家和政治家豪尔赫·森普伦。65年后的春天，森普伦决心做人生中最后一次布痕瓦尔德之行。集中营的幸存者们每过五年就会在布痕瓦尔德聚首，人数自然是越来越少了。每次聚会，他们都会重复1945年4月19日重获自由后共同立下的誓言：“我们宣誓，要连根拔除纳粹主义，建设一个和平自由的新世界。”
　　在战后的巴黎，森普伦与其他集中营幸存者一起受到凯旋英雄般的礼遇。可是，他无所适从，他无法在一个憔悴不堪的、从死神手里被救回的青年的身上认出自己。后来，在苏黎世，在一家书店的橱窗中，他终于认出了自己的脸庞，惊呆了。他重新找回了自己。
　　豪尔赫·森普伦认为他的反法西斯使命还没有结束，因为他的祖国仍笼罩在佛朗哥独裁暴政之下。他化名潜回西班牙，搞了十几年的地下党活动之后，因为与党内主流政见不合，被开除出西班牙共产党，自此专心从事写作。
　　在《漫长的旅程》里，主人公在一群参观者的陪伴下重返集中营。瞭望塔上飘着一面黑旗，参观者问道：“这是纪念逝者的吗？”主人公回答说：“不，这是悼念罗斯福的。死去的人不需要旗帜。”“那么他们需要什么呢？”
　　“一道纯净的、友爱的目光，”主人公说，“以及回忆。”
　　很多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不愿触及苦痛的过去，而森普伦则在创作中专事回忆。回忆有拯救之用，有挑拣之用，有过滤之用。他在回忆中复原死去的同伴，那些在“漫长的旅程”中不幸死去的人，如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所评说，“给那些在一段有罪的历史里受害的人还原了悲剧的尊严”。虽目睹人灭绝人的暴行，森普伦没有对人性彻底失望。他写道：“在集中营里，人也变成了这样一种不可战胜的生灵：他可以与他的同伴分享最后一个烟头，最后一块面包，直至最后一口呼吸，互相支撑。”同时，他也在记述间思考欧洲的宿命。
　　当年的集中营关押着来自欧洲各地的“犯人”，包括有良知的德国人。这些人里面有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奥地利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德国历史学家欧根·科贡……欧洲的自由思想被纳粹囚禁在铁丝网内忍饥挨饿，若遭不幸，则化为焚尸炉上升起的一道青烟。纳粹败亡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又变成苏联红军控制的劳改营。苦难并没有结束。多年后，森普伦从斯大林的忠实拥趸转变为欧洲主义者。在欧洲多国漂泊的体验让他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绝缘，政治活动的丰富经历让他具备了超越党派之见的眼光。他在对集中营生活的回忆中发现了欧洲的核心价值，那就是民主、自由与多元化。专制政治、消除异己、精英流亡是西班牙和德国共同经历过的苦难史，欧洲应当时时警惕，竭力避免悲剧的重演。正因为此，才需要历史记忆。前南内战爆发时，欧洲的知识分子大多表现冷漠，似乎忘却了他们的前辈自发奔赴西班牙内战战场、共同捍卫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史实。波黑的悲剧考问着整个欧洲：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可能的吗？对那些与自己肤色不同、信仰不同的人，是拒斥还是拥抱？此时的森普伦刚刚卸下西班牙文化部长的职务，专心思索着未来欧洲的轮廓。
　　2010年4月，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旧址。森普伦面对曾经的难友、反法西斯斗士以及所有敢于正视过去的人用德语发表演讲：“在布痕瓦尔德的废墟上，我们能找到新欧洲之根……”在他的身后，代表当年受难者国籍的三十四面国旗迎风飘扬。中欧的原野重新焕发春色，此时奏响的不再是慷慨激昂的瓦格纳，而是经劫难磨练终达超脱之境的贝多芬，是他的最后乐章：“欢乐女神/圣洁美丽……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在你光辉照耀下面人们团结成兄弟。”（本文作者现为墨西哥学院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