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松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最近在与网民交流时，寄语开发商，希望他们 “身上也流着道德的血液”，此言一出，顿时引起了社会各界极大的反响。这句话包含了丰富的信息量，温家宝以一种非常感性的方式表达了对房地产行业乃至整个经济领域的担忧和期望。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三十几年中，“道德”并不是一个被经常提及的词汇，但近年来，作为国家总理的温家宝却一次次在公开场合提及此话题，似乎是想提醒国民，道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具有重大意义。温家宝去年访问英国时，曾对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谈起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并引用了其中一句话：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但是温家宝将经济与道德相结合的言论并非毫无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对道德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是有两种看法的，一种认为道德没有用，认为道德的诉求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真正对人类有贡献的是制度；另一种观点正好相反，认为道德非常重要，如果没有道德，整个人类文明就要崩溃。”北京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授赵晓说。
　　长久以来，整个经济学界就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争论不休。亚当·斯密本人即是这一争论的核心，他的两本著作——《国富论》和被温家宝经常提及的《道德情操论》似乎就是这一争论的正反两方。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把源于人的同情和同感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而在《国富论》中，他却把人性本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把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作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道德利他主义和经济利己主义在亚当·斯密的思想世界中左右互搏、奇妙共生，这就是经济学界著名的“斯密问题”，或者叫“斯密悖论”。
　　哪一个是真的亚当·斯密？或者说，追逐利润的天然冲动和道德约束之间应该如何选择？这个问题无论在学术界和真实的经济世界中都是一个困扰——就像发生在当今中国的那样。
　　实际上，在亚当·斯密之后的200多年里，人们一度以为自己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工业革命之后的物质进步和繁荣，让很多人看到了市场的神奇力量。这一时期出现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问题的答案不言自明。英国经济学家西尼尔(Senior)就曾明确说，“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我所要研究的不是幸福而是财富；我不但有理由省略，而且也许必须省略掉一切与财富无关的考虑。”现代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一般把经济学解释为关于财富积累、商品生产或稀缺资源配置的科学。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萨伊(JeanBatisteSay)就认为政治经济学是“阐述财富的科学”，是“阐明财富是怎样生产、分配与消费的”。在后来对现代经济有深刻影响的大师如马歇尔和凯恩斯的著作里，我们都很难看到对于道德和伦理问题的探讨。我们毫不怀疑很多经济学家在内心深处都具有经世济民的情怀，但在他们看来，必须依靠经济而非道德的手段，才能使人们脱离贫困，获得幸福，就像顾准所说，经济学家需要借助“冰冷冷的手术刀”。
　　这一认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被移植到了中国经济学界。很多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找到了一把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那就是市场。虽然赵晓现在是商业伦理最坚定的倡导者，但在多年以前，他却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市场的偏爱。他在2004年出版的《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一书中说：中国的进步不是靠“救世主”的仁慈，也不是靠发达国家的施舍，而是市场经济下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靠分工与交易，是“无情的跨国公司和贪婪的本地企业家的行为间接而无意识的结果，而后者追求的仅仅是廉价劳工带来的利润和机会。无论这些人的动机如何，其结果虽然算不上一幅波澜壮阔的画面，却确实使成千上万人摆脱了赤贫状态”。
　　这一逻辑与法国思想家孟德威尔的《蜜蜂寓言》颇为相似。孟德威尔告诉人们，社会如同一个庞大的蜂窝，社会中的每个个人都如同栖居这一蜂窝的蜜蜂。只有当每一只蜜蜂勤劳采花、努力酿蜜时，才会使蜂窝蜜流如注。换言之，一个社会财富或公益的繁荣与增长，是以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个人的求利努力和创造为基本前提的。孟德威尔将这一现象总结为 “私利即公利”，黑格尔则更进一步，认为“恶是社会历史进步的杠杆”。
　　正因为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中的诸多“恶行”有了理论依据，野蛮生长成为一种被默许的状态。中国制造工厂里劳工的艰辛和百姓对于住房和社会保障问题的抱怨，都被冠之以“发展中的问题”而一笔带过。以至于当温家宝总理再次提及“道德”时，很多人会觉得陌生、不解甚至排斥。正像西方世界经历过的那样，我们只记住了《国富论》，而将《道德情操论》弃如敝履。正如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万俊人在 《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一书中所说：在现代知识分化中，经济学与伦理学被分别归属到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两大领域，而且由于这两大知识区域的发展日益呈现“非均衡”状态，它们之间的距离几乎有越拉越大之势，以致出现“经济学不讲道德”这种断情绝交的话。
　　然而，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发展中的中国，这种将经济和道德割裂的做法，其弊端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毋庸辩驳的事实是，随着经济的进步，人们的幸福感却在随之下降。有这种感受的人并不只是那些超负荷工作的农民工和买不起房的工薪阶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很多调查中，他们的幸福感通常是最高的——而是包括那些已经富裕起来的企业家以及有着稳定收入的中产阶级。这一现象让很多经济学家颇感震惊，因为经济学就其本质而言，正如萧伯纳所言“是一门使人幸福的艺术”。即使最纯粹的唯市场论者也不会否认，经济学是一门追求社会福利的科学，这种社会福利一定包括了人们对幸福的感知。只是唯市场论者相信，财富的增加将天然带来幸福感的增强。所以，当他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时，其固有的理论基础就不再那么牢不可破了。
　　有的经济学家试图回到经济学的出发点来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经济学回到它的起点，就是没有办法离开道德。”赵晓说。他是中国目前为数不多的对商业伦理问题有独到观察的经济学家。他的文章《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从商业伦理和宗教的视角重新解读了我们身处的这个熟悉的市场。
　　赵晓发现，无论是人对幸福的追求还是经济发展本身的需要，道德都在经济世界扮演着重要角色。“经济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如果没有道德的基础，你会发现制度是永不完善的。很多人寄希望于制度，制度其实是一个合约，但合约理论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契约是能够完全的，这为打破契约留下了空子，所以需要道德的胶水把它填平。”他说。
　　赵晓的观点与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看法非常相似。阿马蒂亚·森认为，不管经济学如何发展，它终究要回答两千年前苏格拉底提出的命题，即“人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阿马蒂亚·森揭示了“利润最大化”的危险，指出了现代西方经济学支柱之一的 “帕累托最优”的不可能性，唤醒人们认识经济学与伦理学、人的行为与道德的不可分性。瑞典皇家学院赞扬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是“集经济学和哲学手段于一身，从道德范畴去讨论重要的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因而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他，以表彰他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和对经济学做出的杰出贡献。
　　而阿马蒂亚·森经济思想的源泉，正是来自亚当·斯密，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他甚至点明：“本书确实具有鲜明的‘斯密主义’特征。”亚当·斯密的谜题在他看来并不费解，非但不矛盾，而且是高度统一的。万俊人对此的理解是，事情并不是斯密自己有意制造了“经济人”与“道德人”之间的人格分裂和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价值紧张。相反，在斯密这里，这种分裂或紧张与其说是经济学与伦理学对人性和人类行为之不同方面的知识考量的结果，还不如说这原本只是一种人性二元论事实的本真反映。
　　这或许就是“斯密问题”的最终答案。“经济学追求的是社会福利，追求幸福的境界，（单一的市场论）既很难解释世界，也很难为增进这个世界的福利做出贡献。”赵晓说。当中国的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难题时，当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人们的幸福感路径相左时，这样的认识无疑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或许中国经济也将就此找到下一轮发展之门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