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
　　1983年，在两位同龄经济学家熊彼特和凯恩斯100周年诞辰时，《福布斯》杂志宣称，是熊彼特而非凯恩斯，为整个世界的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最好的指引。那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时代，仍然在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哈耶克被奉为资本主义的先知。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开始缓慢地褪去身上玫瑰色的迷人色彩。经济高速增长的秘诀被视为一个尽量小的政府、对自由市场尽可能少的干涉、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低税收和对富人及企业家的鼓励。
　　终于，离开人世超过30年之后，约瑟夫·熊彼特迎来了自己期盼已久的胜利。在他62年人生经历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约瑟夫·熊彼特都将卡尔·马克思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视为自己在智力和经济学理论上的竞争对手。他总喜欢说希望自己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欧洲最伟大的骑士和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当骑士对我来说或许不是那么顺利”，他俏皮地补充道。至于其他两方面，只有最好打听的传记作者才能评判他作为情人是否伟大，从已经披露的熊彼特的书信和日记来看，他似乎做得不错。在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上，自视甚高的经济学家也颇为不顺。在他1950年因为脑溢血突然去世时，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试验地的苏联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一，包括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在内的大部分人都将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视为20世纪人类进步的路线图。即使在冷战的另一方，作为经济学家的凯恩斯也比熊彼特更像一个明星，他通过《协约及其经济后果》预见了战胜国的贪得无厌和短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种下恶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为大萧条之后的美国和欧洲开出了治疗经济危机的药方，让凯恩斯借此成为和亚当斯密比肩的伟大人物，他还设计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蓝图，成为战后世界金融体系的规划师。
　　熊彼特的理论却没有得到他所生活的时代的验证。作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资本主义”词条的撰写者、资本主义和企业家最真诚的辩护人，熊彼特却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节节败退的年代，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萧条让人们对资本主义失去信心，人们开始认为，即使在经济制度上，不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为优越，那么政府之手也比看不见的市场之手更值得信赖。
　　作为一名拒绝为当前经济开药方的经济学家——“我又不是开药店的，负责分发小药片”，他抱怨说，尽管他本人曾经做过奥地利的财政部长，熊彼特正好是凯恩斯的反面。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之后，凯恩斯提出的通过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应对经济周期的方法，就成为各国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这本被誉为有革命意义的经济学著作出版时，熊彼特的书《经济周期》同期出版。1939年，在哈佛组织的《经济周期》研讨会上，“参会者几乎都没有全文阅读这本书。后来，几名学生说，之前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熊彼特在这种场合真的发怒。他们中的一位后来回忆道：‘在讨论中，每一个人都谈到了凯恩斯，但是没有人谈到熊彼特的工作’。”托马斯·麦克劳在熊彼特的传记中写道。
　　在熊彼特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撰写的评论中，熊彼特称凯恩斯是“曾经致力于经济问题的最才华横溢的人之一”，但是他说凯恩斯依据投资来解释商业波动的方法，让他“低估了创新的作用”，自信中摒弃了“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征”。凯恩斯可能“对理论家仍有一些用处，但那是另一个世界的理论，而且远离了现代产业的事实”。《通论》全书没有提及一家公司的名字，而熊彼特则热情地将目光投注在他眼中的推动经济发展的五个产业的公司：纺织、铁路、钢铁、汽车和电力。他也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三大关键制度创新：工厂制、公司和现代金融体系。在熊彼特看来，经济的本质不在于纸质的债券或生产设备，“而是在人们之间形成的心理关系以及每个人的精神状态”。最关键的因素是资本主义的定价在于未来；当前景黯淡时，人们并不愿意去冒险。当然，更不是政府之手对财政和货币之弦的调拨，熊彼特“充满激情地反对宏观思维”。
　　企业、企业家和他发明的著名词组，“破坏性创新”是他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的核心。他注定是一位同凯恩斯不同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过于注重宏观，他革新了宏观经济学，而熊彼特则对微观的公司和企业家充满热情。马克思将资本家视为寄生虫和剥削者，凯恩斯无视他们，熊彼特则将这些人视为“具有创新精神和积德行善的企业家”。对熊彼特而言，企业家“并不只受财富欲望或者任何享乐主义动机的驱使”，他们拥有“建立一个私有王国的梦想和意愿”，“他们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求得成功不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最后，他们有创造的欢乐，把事情办成的欢乐，或者只是施展个人能力和智谋的欢乐。我们这一类型的人寻找困难，为改变而改变，以冒险为乐事。”
　　托马斯·麦克劳在他为熊彼特撰写的传记中记述了熊彼特这位资本主义辩护者的思想演变，以及他如何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作为一名出生在捷克的中产阶级男孩，早年丧父，他的母亲却极为精明地改变了这个聪颖的孩子的一生。母亲通过搬家到教育环境良好的城市、嫁给一名年长自己数十岁的奥地利贵族等方法让熊彼特受到一个孩子所能接受的最好的教育，并且不断培养他的贵族精神和虚荣心。等到熊彼特进入维也纳大学时，这个一直自视为贵族的年轻人已经决定，自己要成为一个名人，选择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则是后来的事情。
　　1905年，熊彼特参加了曾经连任三届奥地利财政部长的庞巴维克的马克思研讨班。在这个班上的四位同学中，有三位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一位名叫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成为了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自由市场倡导者之一，他最著名的学生是《通往奴役之路》的作者哈耶克。熊彼特则将自己定位为保守主义者，他说，保守主义将确保“在人类价值损失最小的情况下，从所处的社会结构向其他社会结构转变”。或许正是这种思维让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代表和辩护者——如果我们将熊彼特著名的“创造性毁灭”视为资本主义价值损失最小的转变。
　　某些时候他的思想和米塞斯及其学生哈耶克的思想有相似之处。比如，在大萧条引发的反资本主义浪潮中，熊彼特说：“正是诸如便宜的衣服、廉价的棉花、人造纤维布料、靴子、汽车等东西，而不是那些通常只对富人意义重大的改善，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成就。伊丽莎白（在16世纪）就拥有长筒袜。资本主义的成就通常不在于向女王们提供更多的长筒丝袜，而在于以递减的努力生产出让工厂女工们都能购买的足够多的长筒丝袜。资本主义的推进不是机缘巧合，而是通过自身机制日益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这种通过资本主义最终因为自身机制的原因而造福于大多数人类的观念，同米塞斯和哈耶克对自由市场的辩护之词如出一辙。
　　从1932年到1950年辞世，熊彼特都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当然，他也一直享受着哈佛最高级别的教授待遇，尽管其间他有机会离开哈佛到普林斯顿等学校任职，但他还是选择留在了这所最初接纳他的美国大学。在这近20年的几乎每天清晨，经过一番精心装扮之后，熊彼特会走过六个街区到哈佛园。他几乎总在相同的时间走进坐满学生的教室，用一种戏剧性的姿态脱掉他的名牌大衣、呢帽和手套，然后用带着维也纳贵族口音的英语开始讲话——熊彼特能够熟练地使用六种语言。他在讲课时从不使用讲稿，进教室时不携带任何文字材料，离开时却带走很多，习惯将交流中的一些关键信息和对自己有启示的想法记录在窄窄的纸条上，这样，每次走出教室时他的上衣口袋和裤兜里塞满纸条。他的学生中至少有三位后来设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其中包括保罗·萨缪尔森。
　　在他1950年去世之前，他认为自己终于赢得了在思想上的对马克思和凯恩斯的胜利——托马斯·麦克劳说，从1936年直至熊彼特1950年去世，凯恩斯都是熊彼特心中的幽灵，一直折磨着他。在他看来，凯恩斯和马克思共同培育了反资本主义的思想温床，“相比于其他非社会主义者，凯恩斯在反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比自己想象的要远，他使反资本主义成为值得尊敬的事。”这一想法在当时可能并不让太多人认可，但随着时间推移却让越来越多人共鸣。他认为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都在思考经济问题时或者明显或者隐晦地加入了意识形态因素，而他既不想分发药片，也不要意识形态，经济学就是经济学。
　　我们几乎可以毫不犹豫地认为，如果熊彼特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他对企业家的定义、他的破坏性创新理论以及他对金融和信用的重视，一定会让他成为所有经济学家中最闪耀的明星。但是遗憾的是，这位最精确地捕捉到资本主义精神的经济学家，却遭逢了资本主义和企业家精神衰微的晦暗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