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敬平
　　2006年，正是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被社会舆论广泛关注，大家求解这个问题的呼声也比较高的一年。
　　我之所以选择宿迁作为样本，是因为苏北这个贫困的农业大市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以及其所面临的医疗体制问题，可以说是中国大部分不发达城市的缩影：同样是老百姓“看病难”，同样是由于财政收入有限，政府无钱实施普惠制的医疗制度。这个典型的城市恰恰还进行了一场大刀阔斧而极富争议的医疗机构体制改革。
　　2006年3月，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赴宿迁调研，对宿迁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取得的成果给予肯定。他宣称，宿迁医改的实质，不是“卖光”或“私有化”，而是通过资产置换，进行医疗领域的结构调整，吸引社会资金兴办基础医疗，扩大优质医疗资源供给，集中政府资金扩大公共卫生服务，促进医护人才合理流动，使困难地区的民众，尤其是农民，享有更好的医疗服务。
　　距离李源潮讲话不到三个月，李玲就在《宿迁医改调查》中质疑宿迁医改思路“违背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指出宿迁市医改以来“看病贵”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潜在医疗卫生问题令人担忧。一些媒体在转载时使用了《宿迁卖光式改革为何失败》这类的标题。
　　当时我就想去宿迁看一看，这样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在政府没钱搞普惠制医疗体制的前提下，是如何开展他们解决“看病难”问题的探索的。在出发前，我给自己定了采访和写作方向，我并不想对这一场改革做价值评判，我想还是把这种评判留给专家，我对自己定的任务是看看这个问题在局部区域是怎么样的解决思路，这种改革是在什么背景下开展，如何来运转，实施的情况又如何，政策制定者的思路和逻辑是什么。我只负责客观地描述所发生的事情，反映其自身的逻辑，而不做主观判断。
　　基于这样的一个思路，我来到宿迁，联系上了当地的一个朋友，并先后采访了宿迁当时的市委书记张新实（改革的发起人仇和当时已经从宿迁市委书记任上离开），宿迁最大的公立医院——鼓楼医院集团宿迁人民医院院长杨伟民，民办的钟吾医院院长赵润民，宿迁市卫生局局长葛志健等人。
　　最后形成的这篇报道应该说比较忠实地反映了政策制定者的思维逻辑，采访的各方人士也比较周备。
　　后来，李玲在北大一年一度的展望论坛举办了一个医疗体制改革论坛，我应邀参加并担任了主持人，就相关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而清华大学博士后魏凤春在看了报道后，则向本报提交了由他指导的清华版宿迁医改报告。另外，一位复旦老师找到我做了医疗体制改革的访谈。
　　在将近十年的跨度中，“看病难”实际上始终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几个问题之一。2006年，政府已经在承诺解决民生问题，但直到最近几年，全国各地才基本开始推行普惠制的医疗制度。（陈文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