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
　　避暑，据说也是舶来品。中国读书人讲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以算是旅行的概念，不是避暑。有了殖民地，有了外国租界，之后，“避暑”的概念才渐渐地传进来。由南到北，庐山、莫干山、青岛、北戴河……到了夏季，都是外国人云集的避暑胜地。有一家别发印书馆，是1870年由英商在上海创办，主营外文书籍，营业对象主要是外国人。每年夏季，这家印书馆就在外国人较为集中的避暑胜地如莫干山、庐山、北戴河等地设立临时分销处，生意很不错。有一本国人自办的英文杂志《天下》（1935年——1941年），就是交由别发印书馆发行，在国内各大城市以及海外获得了广泛的读者群。吴经熊、温源宁、林语堂、姚克等都参与过编辑并撰稿，该杂志内容涉及中国文学、艺术、哲学乃至一切文化思想领域。比如介绍老子、孔子，翻译《边城》、《雷雨》等等，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一战”结束，中国也算是“战胜国”，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一般公园游艺场所不敢再立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于是国人也时常逛逛公园了。最不爱游山玩水的鲁迅，也时常与友人约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喝茶、谈事情，恋爱时期，兴致高，一个人微醺中还逛了白塔寺；并不像后来住在上海，萧红等一班文学青年拉他去公园，怎么也拉不动，他还说公园没什么可逛的，格局都一式：进门一条甬道，栽着杨柳之类，再往前走走，左边一假山，右边一个水泡子……让萧红许广平没办法。而萧红萧军在哈尔滨时，和一帮文艺圈子里的青年人，喜欢逛道里公园，或者到松花江上划小船，游泳。萧军浪里白条，萧红露个脑袋假装游泳——两只胳臂撑着江底沙在爬。那时在江上游玩的人，多是旅居哈尔滨的“老毛子”、“大鼻子”（哈尔滨人称呼白俄及外国人）。他们随着中东铁路的延展，深入东北。原先，萧红的故乡——呼兰小城，比哈尔滨开埠早，住有外国人，建有外国教堂，后来因为修建中东铁路，水道开阔的松花江比呼兰河更便于运输重型钢铁，于是就像现在城市中心以外的开发区，呼兰旁边的哈尔滨渐渐热闹起来，满街走着外国人，比较所谓“国际化”了。
　　但要说到避暑，那还是只有在华的外国人以及高等华人享受得起。老舍在青岛做事，见过也写过当时青岛海滨避暑的盛况——海、山、岛、洋房、礁石、白浪花、帆船、泳装、浴衣、太平圈（游泳圈），海里一起一浮，水沫、人头、肩膀、尖叫声；一群男孩子用沙子埋一个小女孩，只露一个头了，尖叫着“别！别！”；几个女学生唧唧笑着走过去了，赤腿，高底鞋，露着整个的褐色脊背，红的嘴鼓动着口香糖；一个美国大兵搂着两个妓女在海岸上跳，臂上有蓝色刺青；胖妇人的脸红得像太阳，腿有大殿柱子粗，下了海居然能浮起来了；瘦的中国人，胸窄，套着太平圈，立在岸上，不敢下海；走来一家子，四五个小孩，都提着小铁桶，妇人四十多岁，是“改组脚”，踵印在沙上特别深，两位姑娘，一位五十多的男子，披着绣龙的浴袍——退职军官……这一印象派式的海滨避暑盛况，可谓热闹吧。
　　那时作为教书匠的老舍，暑假里是最忙的。在一篇写于1936年、题为《我的暑假》的文章中，他透露了十年没有歇过夏，都是在写小说，平均每年一本十万字上下的小说，都是在暑假中写的。“经济的压迫使我不敢放弃教书；同时，趣味所在又使我不忍完全放弃写作。”于是只好挺着自幼就不强壮的身体，“老驴拉磨式的，一年到头的老转圈儿。”自己也问：这是努力还是玩命？
　　这样状态下的老舍，对于避暑这回事，自然下笔带着酸涩—— 外国人到了夏天不避暑，是件很没面子的事，怕人问。中国人不学外国人装蒜，便不够摩登。尽管为避暑先要坐24小时特别热车，四脖子流汗，到了海边，闹烘烘的，且常常海滨旅馆一间小屋要一家大小挤着睡——谁受罪谁知道。更阔的人倒真的是避暑，有钱嘛，有钱能使鬼推磨，难道不能使鬼做冰激凌吗？幽默也酸溜溜的。老舍如何避暑？——家里蹲。心静自然凉。凉席、竹枕、蒲扇……近在手边，渴了有绿豆汤，饿了有烧饼，闷了念书或做两句诗，有风坐荫凉地，没风勤扇扇子，暑也可以避了。但是且慢，老舍不避暑，暑也不避老舍——坐在家里，忽然飞来电报，友人来避暑，要求接站、订旅馆，今天陪登崂山，明日伴游德国炮台，请客吃饭更是尽地主之谊，钱与时间、精力都付出了……这还算好的，更有深更半夜敲门如雷，惊起开门：知己哥们带着全家老小、行李五十余件突然降临，于是天翻地覆，楼梯下支床，书架上横睡娃娃，凉台搭帐篷，一直闹到天亮，大家都夸青岛真凉快——所以，老舍是“被避暑”了。
　　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里说，胡适上庐山，三天作日记数万言，这个“勤”字亦自不易。避暑也工作，也思考中国文化大事情——胡适这一次看了江西内地，发现那里的女性“丑得不是个人样，尤其是三寸金莲，男性造孽”，这情形必须大改变中国才有希望，怎么变？胡适开出的“药方”是：要从把女性当牛马的文化转成男性自愿为女性做牛马的文化。“适之说男人应尽力赚出钱来为女人打扮，我说这话太革命性了。”胡适名言录怕是不敢刊入这话的。我怀疑这本来就不是胡适的原话原意，是徐志摩糟改胡适，哄那位又美丽又爱打扮的陆小曼开心的玩笑话。
　　哄美人开心，单靠讲笑话哪行？金钱得跟上。看徐志摩给陆小曼的信，从“爱眉小札”的满纸情话，到后来是整页账目，情话变成哀求话，求陆小曼省钱过日子。他说他自己决不留私房钱——其实也留不下，他只求少债：“债是一件degrad-ing　and　humiliating　thing。（羞耻而又丢脸的事）。眉，你得知道，有时连最好朋友，都会因此伤到感情的，我怕极了的。”那时徐志摩在北京努力做事赚钱，却赶不上陆小曼在上海花钱的速度，已经是东挪西补，四处欠债，为钱愁得睡不着觉了。天热了，单衣也没带来，又没钱现做，只得劳驾不会操持家务的陆小曼费心把落在家里的那两件单哔叽寄来。信上原话是这样的：你自己老爷的衣服，劳驾得照管一下。而那时陆小曼正忙着票友唱戏的事呢，也不知道寄了单衣没有。但还惦记着上庐山避暑的事，徐志摩有封信回这件事道：“如果牯岭已有房子，那我们准定去。你那里着手准备，我一回上海就去。只是钱又怎么办？说起你那公债到底押多少？何以始终不提？”没钱怎么上庐山呢。不知下文。
　　在北京的徐志摩随着朋友们去香山看望在那里养病的林徽因，也算是避暑了吧。他们先到玉泉。“泉水真好，水底的草叫人爱死。那样的翡翠才是无价之宝。还有的活的珍珠泉水，一颗颗从水底浮起，不由得看的人也觉得心泉里有灵珠浮起。”写在信里的这些话，估计也同“星光下的树你见过没有！还有夜莺”一样，“此类话你是不要听的，我说也徒然。”陆小曼只爱真的珍珠翡翠，对于山水兴会、诗人情怀是不感兴趣的，对于徐志摩那隐约的讽刺也是听不出来，或者听出来了也不理睬的。真不知道她上庐山去干嘛？赶时髦，不去不行。但她对信上林徽因的消息是在意的，诗人写道：“看访徽因，养了两月，得了三磅，脸倒叫阳光逼黑不少，充印度美人可不乔装。”陆小曼醋意虽大，却抵不过上海的红男绿女、烟榻上的云里雾里，任徐志摩信里怎么央求，她也不肯离开上海到北京。徐志摩只好两头跑，搭免费飞机玩命，终于“轰隆”一声，飞了。胡适等一班朋友烦透了陆小曼了。
　　说到上庐山避暑，庐山，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可不仅仅是个避暑之地。想想毛泽东“庐山会议”的情形吧。而抗战之初，蒋介石在庐山行营也不是避暑。再往前推，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风云变幻、刀光血色的混乱时局也使庐山避暑胜地笼罩了诡异、紧张的氛围。当时，从武汉撤离的茅盾，在九江与董必武秘密接头，董必武命他赶往南昌。可是当时去南昌的火车断了，他听人说可以先到牯岭，从牯岭再翻山下去就到南昌了。于是茅盾决定上庐山。途中遇见宋云彬一伙人，也要跟着上庐山游玩，茅盾不便说明，只好做避暑状，一起上庐山。往年七八月份正是避暑旺季，连小旅店都挤满了游客，这一年山上旅店空空荡荡，没有几个避暑客。茅盾在山上遇见一革命同志，说是前一天翻山下去的路还是通的，恽代英就是从这条路下去的，又说郭沫若来迟一步，今天这条路就断了，郭沫若已匆匆下山回九江了。但茅盾因为突然患了腹泻，就耽搁下来。宋云彬等人游玩后回上海了。等到茅盾能起床稍微走动了，见茶房交头接耳在议论：南昌出事了。原来，茅盾错过了八一南昌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