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枫
　　梅里美曾经描绘过他和乔治·桑在一起时发生的事：在一个湿冷的冬天的黎明，他睁开眼睛看到乔治·桑头上围着红色的粗布，正在用自己的双手无畏地拨弄炉火，随时准备坐下来满足她如饥似渴的写作欲望，这一情景令他感到沮丧，他觉得自己无法和这样的女人生活一辈子，并最终结束了两人的关系。
　　梅里美的这篇文章，被后来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视作男性中心的文学传统的一个表现，并愤然地加以批判，认为这就是男性以他们的观念在排斥、遏制女性的才华。我只能说，那些女权主义者及其同情者们，往往有着严肃的面容，深邃的眼神把一切都看得意味深长；他们（更多的是她们）目光扫射着幽暗的历史角落，欲以其全部的智力，制造洞察社会和女人生活处境的思想武器，随时准备为女人作战，仿佛这世界从其诞生以来就滋长着对女人的敌意。
　　事实上，像乔治·桑这样的女子，纵然才华横溢思力卓绝，但她的性格，不用说男性，即便是她的朋友或者父母或者喜欢她的同性，也难以和她相亲相爱地生活在一起。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事实是，很多女权主义者，小时候往往生活在非常态的家庭里，在她们的自我成长的过程中，受到过很多源自亲密关系的心理伤害，她们对与家庭有关的事务通常持有厌憎甚至惧怕的情绪，从来不会想到为自己亲爱的人们洗衣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不无凄凉也不无愤激地假设莎士比亚有一位极富天资、和她哥哥一样才思敏捷、才华卓著的妹妹，但是她与无休止的家务、不幸的婚约以及无处不在的欺辱和偏见搏斗得遍体鳞伤，直到穷途末路，在一个冬日自杀。伍尔夫忧伤地说：“某个莎士比亚时代的妇女具有莎士比亚的天赋，故事大概就是这么个样。”
　　当伍尔夫，从纷扰的历史中看到，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传统的魔影，让女人去坐在莎士比亚的身边，以显示女人和男人有着一样的值得歌颂的天赋才资，同样是站在那个魔影之下，蒙受阴暗。让女人成为某种类型的男人，等于是在期待她们认同某种代表人类完美的男性经验，同样是在表达对男性中心主义文化传统的认可。或者，这个魔影是她们自己虚构出来的东西。假如女性能用自己的声音，说明家务、生育之类的事，对人类文明传统的贡献远远高于那些吟诗作画写伟大戏剧的男人们，那么女莎士比亚之类的痛苦就是不存在的。
男人、女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创造自己
　　曾很欣喜地看到女性问题研究专家的高彦颐，对1928年由陈东原撰写的《中国妇女生活史》的委婉的反感，认为《中国妇女生活史》中的史学观过于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以及传统妇女形象的受害形象，忽略了古代女性在生活中可能扮演的主动角色，及当时女性本身对所处位置的感受。
　　高彦颐是在以自己的研究与书写，标明每一个具体存在的生命个体，都有其一定的生命的自发性，在自我的存在里，始终能够伴随一种主体性的积极，无论其所处的文化实体和社会环境具体是怎样的，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创造自己。所以，她后来的《缠足》一书，对陈东原的观点作了一次生动自信的反驳，她把缠足这一曾在中国社会里长时间存在的，并为整个文化体系内的人们接受的社会现象，解读为一种女性自我生存的自主行为，认为缠足，一经成为某种生活现实后，女性对它的真实态度，有畏惧、有挣扎，也有主动的接受和并不缺乏悦意的执行。
　　确立女性的文化传统，研究属于女性自己的历史，是对上述女权主义困境的一种文化策略而已。从历史文化的大树上，催长出茁壮的枝桠——女性文学史、女性社会生活史等，是否牢固得可以悬挂一架秋千，“断送玉容人上天”，自然有待历史的证实。而女权主义的出现，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苍穹中出现的并不正常的星星。
　　1968年美国一份杂志发表了采访一些知名女性的文章，她们都被问到一个问题：我如果成为美国总统会怎么做？其中一位女性，美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安·兰德说，我不想成为总统啊。她认为，女人完全有能力去胜任总统这个位置，而且她的才能足以对这个国家产生足够的好处，不会比男总统少。但是问题是，这对她有什么好处？安·兰德为此写了一篇文章《一个女总统》来说明，有些事情，是女子能为而不为，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价值观的问题，涉及女人对生活、对自己的看法。
感情可能被煽动，理性也可以被扭曲
　　于是我们又可以拿来鲁迅的《伤逝》做一番分析，涓生循循善诱，终于使子君说出“我是我自己的”，然后一头栽到爱情里失去了自己，然后失去爱情，最后失去生命。涓生一面扮演着文明建设者的形象，一面扮演着压榨女性生命的形象。这是鲁迅自己思想的矛盾，他认为女人有女儿性和母性，没有妻性，否认的是女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生命过程的完整性”。那么面对没有妻性的女人的男人，该怎么回应她们？打开门让她们走出去？
　　鲁迅的文章遮蔽了一个思维的纬度，那就是家里的娜拉和出走的娜拉，哪个是真的她？显然两个都不是，这两个形象都是男性建构起来的，前者是男人对贞洁的配偶的需要，后者是男人对自由平等的理念追求、社会改革的需要。问题是门外还是男人和女人构成的世界。易卜生推出了一个出走的娜拉，娜拉们昂首挺胸走出了家门，很多男人丢了老婆，很多父亲没了女儿，很多孩子失去了母亲，社会不见得文明了很多。
　　假如女权主义真要让自己的研究有价值，而不只是时刻提醒——女性一直处在男性中心的文化传统中受侮辱受损害，更多地要去研究的是女性自己的心理结构，女性是怎样在做选择的时候受男性的影响，以及这样的影响发生的必然性，或者里面所包含的不必要的因素。安·兰德的耳边没有旋绕着波伏娃愤愤的声音：“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所以她说女性的实质是英雄崇拜——亦即对男性的仰慕。仰慕并不是指依赖、服从或者任何意味着低劣的东西。它意味着强烈的崇敬；而崇敬这种情绪是只具备强烈个性并有独立价值判断的人才能够体验到的。
　　苏轼作《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一诗：“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无乃槁木形，人禽两自在。”很有意思，其实人对人自己也是这样的。我曾经很激烈地指出五四时期大量外来的，且与中国自身传统和经验无法在短时间内承接的理念，对当时人们真实的生活造成了损害。并不由自身经验处生起的理念，会让那些把这样的理念纳入自己的认知结构的人们，在一些真实处境里，特别是困境里变得虚弱，从而没有把持自己的能力。
　　获得了很多西方进步理论的涓生、和拥有独立平等“我是我自己的”子君，都是在生活真实的困境里，把自己赶到了虚妄的渊薮里。所以我并不惊讶阿伦特的结论，过度的理性也是一种铺就极权道路的方式，只是她没有讲清晰，或者出于翻译问题。她的语境里的理性，是怀有某种明确的理念去行动，所以极权者无需以强制的手段逼迫人做出行动，只要修改人的理念就足以达到目的。
　　理念是平等的
　　在这个方面，研究观念史的伯林倒是和阿伦特走到一起了，伯林有意勾勒了黑暗和苦难形成的过程中，那些具有煽风点火性质的思想观念，是怎样在无意间作用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人们，点燃一个狂热的开端之后又自行隐退，几乎可以看作是对阿伦特结论的证据了。在人的真实存在外面，业已产生的自由的理念或是服从的理念，是平等的无差别地存在的，人在对它们的真实含义没有深刻的理解之前，选自由或者选服从都是无差别的选择。
　　那些女权主义者让我觉得反感，也是因为她们所制造的自认为对女性有益的思想武器，首先伤害的是女性自己，除去无意间灌输了女性与男性有不可调和的对立的观念，那些提倡女性去做男人在做的事的观点，更是一种悖论。女权主义者提倡的某些理念所引起的行动，可能活生生地剥夺了一个女人为人妻为人母的幸福和喜悦，而不真正增添她存在的价值。而且，接触到那些理论的人，无论是否认同，都会在一个具体的情景里“未起意先改”，从而弱化了女性的批判思维能力和真实表达自己感受的能力。
　　我喜欢《诗经》里那些情诗，就是因为它们把男性和女性相互仰慕的感情表达得非常自然欣悦。互相仰慕，建立在强烈个性和独立价值上，男人和女人之间是这样，人与人之间、文化和文化之间，都是如此。希腊神话里有一个终身陪伴某个人的守护神，但是这个神灵因为在他肩后，而不能被他发现，反而容易被遇见他的人发现。个性、价值一类的东西，和这神灵恰是相类似的东西，是在持有它们的人共处的时候，才是真正被肯定的。雅斯贝斯的公共空间理论也是在这样的理解上，才能获得更高的意义，而不仅仅是政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