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伦
　　温州动车“7·23”特大事故，乘客伤亡惨重。从动车到高铁，铁路一再提速，而相应的技术吸收和管理水平却严重滞后，短期内的巨大投资在经济学上也很不合理。动车追尾，高铁也事故频传。中国铁路已经病了很久，主要病因是GDP依赖投资拉动，这次病发，被迫吃药的却不是最初传染疾病的患者。
　　高铁项目因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而加速。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中国对危机做出了错误判断，其中之一是投资四万亿元（到底是多少大概无人知晓），以刺激经济增长。高铁需要大规模投资，对于把GDP视为命脉的中国来说，无疑成了防洪御险的土石方。铁道部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头号国有公司，在战略机会的竞标中轻松胜出，赢得大笔资金。据报道，已经投入近6000亿，已在建项目还需要8000多亿投资。铁道部2010年报显示，2010年铁道部新增贷款4500亿元，国内贷款总额达1.25万亿元，而支付的利息仅有250亿元，其中还包括193亿元的债券利息，因此贷款利息只有57亿元，“几乎相当于无息贷款”。这其中的成本由银行，转而由储户承担。
　　同时，铁路国有，投资、招标都不公开透明，适合国家投资；中国铁路技术落后，而日、法、德等国急需进入中国市场，愿意在技术转让方面做出让步。这些因素都为高铁“大跃进”提供了条件。
　　一时间，中国的国民经济接近等于铁道部的高铁经济。
　　然而，高铁没有经济学。
　　为了适应未来的速度型经济，高铁是正确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但是，中国的高铁“大跃进”，从国家大战略来讲，是非理性的冲动。中国金融相对独立，不可能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即使GDP　增速不保“八”，甚或变成低增速，不正是中国经济结构“腾笼换鸟”的绝佳际遇吗？高铁“大跃进”，再加上越吹越大的房地产泡沫，让笼中的麻雀成了“王”，钢铁、水泥一时“洛阳纸贵”，经济结构停留在低层次，也打下了碳排放“大跃进”的坚实基础，而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只能望“铁”兴叹。同时，建设腐败甚嚣尘上，铁道部前部长刘志军之类因此发了横财。
　　温州特大事故激人猛醒。即使在发达国家，高速铁路也是新生事物。新生事物从小到大有其发展规律，而中国的高铁技术与管理“实验”，其速度堪称世界之最。其次，凡投资都有其比较成本和比较收益。高铁这只巨兽一登场，航空、航运、高速公路在运力竞争中忐忑不安。接受四万亿的是国企，民企的生存空间受到更强力的挤压。同时，多部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失去了发展机遇，长时间停留为“规划”，国家将为高铁付出更多的机会成本。而高铁建设成了镁光灯下的“超级战场”，似乎要演出一部世界超级神话剧！但宣传不能改变现实，喧嚣的大戏终究要落幕。
　　在温州特大事故让发烧的头脑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回到简单的经济学问题：高铁到底能为中国创造多少效益？如果十年以后再建高铁，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速度吗？假如拿出高铁投资计划的50%用于农林水和清洁能源的战略发展，又该有多大的惠民效益和战略效益？
　　还有更简单的问题：高铁投资，以及四万亿钢铁水泥的投资，如何获得回报？由此产生的通货膨胀是全民必须付出的成本吗？
　　健康的经济离不开良好的管理。“大跃进”中的管理学难题是：如何在暗箱操作中避免腐败？如何管理高技术的现代经济？现在暂时还不能确定这次温州特大事故完全是人祸造成的，但各地人祸接连不断却是事实。技术与管理是同步的，中国可以引进技术，并贴上“国产”标签，可是为什么要拒斥先进的管理呢？不仅仅是企业管理，更有国家治理。“十一五”已经谢幕，“十二五”锣鼓正响，将在一声巨响中闪亮登场，新的庞大投资计划又将出台。社会主义离不开计划经济，但社会主义实践不能总是“错了再试”，总拿纳税人的钱打水漂。领导人在做战略性决策之前，应该谦虚地学一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任事者也要多反思自己的管理能力，以及自己的血管里到底流淌着多少道德的血。
（作者为金融界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