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隽
　　对打小儿在胡同里长大的人来说，什么是最艺术的事儿？“就那么几平方米的院儿，还私搭乱建好些小屋子，每天还得为煤球堆哪儿思前想后的，还谈什么艺术？”这大概是胡同里长大的大多数60年代生人里第一反应下的回答。
　　身为艺术家的宋冬眼睛里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世界。
　　一棵树，穿过床铺，长在家里，就像《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一样，每天都和这树和平共处，相拥而眠；一户人家的煤球齐齐整整地码在院东头的墙根里；邻家的大妈琢磨着把腌大白菜的坛子挪到外头，仔仔细细地叠着放了两层……这种礼貌的、有点狡黠又有点不好意思的、心照不宣的“向公共空间借点地方”，是宋冬看到的穷人的智慧与生活艺术。
　　宋冬用六年的时间研究这种“艺术”，其实他已经浸淫其中数十年，因为他就是在这种邻里间友好的“博弈”中成长的。
　　从出生到现在，宋冬一直住在胡同的大杂院里。这些院子如果在1976年前还算宽敞，那一场地震后，避震棚就成了每家每户暧昧不清的“新地界儿”，空间逼仄，人口渐多，借权的故事四十年过去没有改变，依然每天发生。“其实这是一种美学或者是一种无奈之举，景色很美，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景色都可以放在家里。我总是举一个例子，拙政园，建园的主人按当时的规定是不允许建塔的，文徵明设计它的时候，把苏州已有的塔‘借’到他园里去，我认为这就是智慧。”
　　这个名为“穷人的智慧”的展览，上周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幕了。
　　展览的入口处有一间“屋顶上的房间”，小到让人没法抬头，这便是宋冬说的一个向鸽子房借地方睡觉的人，“在睡了十年的鸽子笼后，熬到了国家要修葺这些房子，他说你总不能拆了鸽子笼让我没有睡觉的地方，相持之下，终于要到了一个合法的屋顶上的房间，修房子的人给他加盖了一层。”
　　往里走，是成群结队的床架子，和挨着墙摆了一溜儿的大菜缸子、二八式自行车、柴火和老式煤炉。
　　有趣的是，策展人仿佛也在考验宋冬借权的能力。
　　在偌大的展厅里，留给宋冬的多是一些狭长的甬道，他必须利用这些“窄条”的胡同状的空间，用墙面串联起更多的可能性、更日常的美感，这也能看得出宋冬对空间和这些生活用品之间关系的把玩非常纯熟，并乐在其中。
　　这个展览，虽然是第一次做，但还是不断变化的。“这次的展我布到今天早上六点多，要是还有时间折腾，可能你们看到的好多地方还和现在不一样，它是变化的。我对它们非常熟知，它们有它们的美学，所以在我工作的过程当中，比如在里面有点、线、面、体，仍然有颜色的搭配，也有破旧的东西跟整洁之间对比的关系，是信手拈来的。你说它现在完成了也可以，我们也可以继续不断往里面添加，可以继续做，也可以随时停下来。”
　　母亲给他很大的影响。她说：“我们是穷人，所以旧东西要收好，不能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穷人们有这么多东西，需要挖掘更多的空间来存放。
　　“我小时候住的是5.8平米的一个小房子，我的床是一个大箱子，那是我家的大家当，里头放着全家人的衣服。我特别喜欢大衣柜，但从未真正的接近过它，我爸爸给爷爷、三爷爷都做了大衣柜，我家穷，一直没有。所以我老是用大衣柜做作品，在威尼斯我用了100个。其实我一直在用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做创作，怎么改造二手的东西，怎样在一个特别小的空间里继续扩充空间，怎么把废弃的东西再拿回来变成有用的……这些技能对某一些人来说已经失去价值了，他们不需要，但对另一些人来说，是生活必需的，我属于第二类。”
　　2009年，宋冬带着母亲一直使用着的肥皂、锅碗瓢盆来到纽约MO-MA，将2005年就做过的《物尽其用》展呈现在西方人面前，除了将中国人的日常美学带入到当代艺术的创作范畴之外，他还试图用母亲的生活方式告诉人们，在当下高速运转的中国社会里，“物尽其用”的生活哲学依然影响着一代人，即便它与这个社会的大环境有些格格不入。
　　而今年的《穷人的智慧》，我想宋冬是要说，即便你已经住进了200平米的四居室，你也不可改变我们都曾经向大杂院借空间的历史。
　　所谓穷，并非是纯粹物质上的穷。
　　用宋冬的话说，“当你遭遇困难、灾难时，你就是一个穷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是穷人，穷的时候是不是还有思辨？它会是你产生想法的源泉。这就叫穷则思变，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可能是天生具有的，当你生活特别紧迫的时候，你可能有一种本能。我觉得普通人和不普通的人都是一样的，他们都会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找到更贴切的方式，让他能够更高兴或者更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