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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直人“退阵”日本政治再度进入混沌期
本报评论员:刘柠
  刘柠
  从6月2日,第一次在执政民主党议员会议上做出“退阵”表态算起,到菅直人挥别首相宝座,刚好3个月。菅没有食言,算是一个体面的收场。
  小泉纯一郎以降,5任首相“各领风骚三百天”,鲜有执政超过一年者。其间,更有短命如鸠山由纪夫政权,仅8个月便下课者。因此,相比较而言,在任449天的菅直人政权,其实并不算“短命”。在日本现行宪法下产生的30名首相中,超过已故的大平正芳,位列第19位。然而,如此不俗的“实绩”,仍难掩每年换(首)相的尴尬。政权的频繁更迭,不仅意味着领导人执政能力的低下,更大问题的是,使中长期的经济、社会政策的实施成为不可能,从而给国民的生活和福祉造成负面影响。
  如果从这种视点来评价菅直人一年有余的执政业绩的话,结果是令人遗憾的:财政赤字恶性膨胀,已达GDP的229%;日元升值达史上最高水准,削弱了出口竞争力;在冲绳美军基地的转移问题上,迄无进展;对去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处理,被认为暴露了日本外交能力的贫弱。而“屋漏偏遭连夜雨”,“3·11”东日本巨震发生后,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故的应对上,政府疲于应付,漏洞多多,正面对国民和舆论的严厉“审判”。
  在以“中道保守”为主流的战后政治谱系中,菅直人是罕见的以市民运动起家的左派异数。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试图把市民运动的行动方式带进政治运作,被认为是菅政权最大的失策。市民运动的最大作用,是权力监督,归根结底,是一种“在野”的玩法。可菅直人上台后,作为政治统治的中枢,却仍对“故伎”乐此不疲,被认为始终未能进入角色。菅其人政治手法的主要特征在于“脱”,具体地说,有“三脱”,曰“脱官僚依存”、“脱核电依存”及“脱小泽”。所谓“脱”,即脱离,系基于对既成体制的再检讨,对现状的彻底否定和背弃。然而,凡事自有其度,过犹不及。以“脱官僚依存”为例,汲取过去自民党政权所谓“官僚暴走”的教训,打破“官僚主导”,重建“政治主导”,即把政策制定的主导权限定于以执政党的国会议员为中心、以内阁为主导的框架内的调整本无可厚非,但矫枉过正,调整到了“官僚排除”的份上,便挫伤了官僚集团的积极性,导致庞大的官僚机器士气低落,效率低下。这也被认为是政府在抗震救灾阶段,特别是在核泄漏事故的应对上,反应迟缓的原因之一。因为官僚们害怕动辄得咎,唯政治家和阁僚马首是瞻。
  当然,凡此种种,构成了菅直人下课的主要原因,但却未必是最直接、最本质的动因。菅在党内是少数派,其上台以来始终秉持不遗的“脱小泽”路线,开罪了党内大佬小泽一郎主导的实力派(麾下议员多达120人)。更有甚者,菅的“脱核电依存”路线,力主限制削弱核电份额,并打出了未来二三十年内核电“回零”的路线图,触动了靠吃核电垄断饭的财界和长年以来凭借所谓“核电行政”以确保“润滑”的政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以至于党内“倒菅”的风力越来越大,终于不支——应该说,菅直人是被党内政敌“谋杀”的。
  因此,这种背景,决定了此番党代表选举(名义上为选举党代表,胜出者被指名担任首相)仍然是执政党内部的权力整合,某种意义上是“内斗”。日本将在本期国会的最后一天也就是8月31日,产生新首相。但由于明年秋天,还有一场法定的党代表公选,此次选举所产生的政权基本难脱过渡色彩。
  日本主权债务刚被美国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公司降格(从Aa2降为与中国同等的Aa3),另一方面,震后复兴、核去核从、财政重建、遏制日元升值等课题堆积如山,且一个比一个吃紧。在这种情况下,一国首相的选举,却无法、也根本来不及展开充分的政策论战,便仓促上马,其重蹈“行色匆匆”的覆辙可想而知。几乎可以断言,随着5年来第6任首相的上台,日本政治将再度进入新一轮的混沌期。
(作者为独立学者,著有《“下流”的日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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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版: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