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斐斐 吴海珊
　　这是一场“99%”对“1%”的运动，从9月17日的1000多人发展至今数万余人，无论是纽约的布鲁克林大桥，还是波士顿街头，当美国人将失望与迷失转化为对社会“不平等”的愤怒时，“华尔街”再次成了最好的代名词。
　　美国社会不平等现象的迅速增长得益于四十年来有意图的政治选择。美国政治评论家Jacob　Hacker　和 Paul　Pierson在其著作《赢家通吃的政治》当中如是说。
　　利用？被利用？
　　根据皮尤的监测结果，10月第一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报道比例已由一周前的2%上升至9%。而随着媒体关注的加强，也有越来越多人加入其中。
　　10月1日下午，美国纽约大约700名“占领华尔街”抗议示威者在穿行布鲁克林大桥时因涉嫌阻碍交通被捕，使得整体抗议行动升级。之后，波士顿、华盛顿、洛杉矶等城市也连续举行示威活动，而针对伦敦证券交易所的示威也为此次行动增添了国际色彩。
　　不过，就在 OWS（Off　Wall　Street）准备10月15日召集全球分部示威游行时，10月13日，纽约市政府与警方通知 OWS，将会对其总部——纽约的祖科迪公园进行卫生清理。OWS面临着新的困难。
　　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民权运动的领袖之一Andrew　Young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情绪的宣泄与一场运动在组织与表达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事实上，自从运动开始，这种没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批评就已泛滥，但占领华尔街运动仍然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无党派”与“非暴力”的特质。不过，其仍然避免不了被贴上左派“茶党”运动的标签。自由主义者称赞其为政治需求、民意代表之外的一种新型的运动——构建身份；而保守势力则嘲笑说，这只不过是与西雅图反全球化活动是同一群“暴徒”。“占领华尔街运动”似乎正在成为两党打压对方的工具。
　　目前，“占领华尔街运动”依然试图与任何党派利益划清界线。目前最清晰的文件就是纽约集会总会9月30日在网站上公布的《占领纽约城宣言》：“我们的体系必须保护公民权利，如果体系受到侵蚀，个人就必须行使保护自身权益的权力。”
　　现代国际关系学院副研究员魏亮表示，示威仍然处于政府控制、默许的状态下。有些冲突是没有遵守要求，总体上没有抗争。这个运动并不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很可能成为美国总统大选包括国会选举的政治筹码。但目前未来的形势还不好判断，虽然目前没有形成一种明确的政策导向，但不能说以后就不会有，另外，随着冬季来临，资金或生活方面的问题会更加紧迫，而是否会形成“暴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金融自由化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爆发与美国经济政策的选择息息相关。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后，尤其是二战后黄金时期美国实体经济的复苏与繁荣为包括中下层在内的社会阶层提供了就业机会，收入分配也相对改善，收入居前10%的富人群体占全社会收入从二战后到上世纪70　年代基本稳定。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以及美国产业向外转移，国内有限的高端制造业以及金融业的发展并不足以为庞大的中低阶层提供就业机会，因此，从上世纪80　年代开始，伴随着美国推行的金融自由化及全球化，美国国内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另外，从资产市场的角度看，收入差距的扩大先于资产市场规模的扩张，但随着资产市场规模的扩大和资产收益率的提升，来自资产升值的收益进一步提升了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从而加大了社会收入差距。
　　东兴证券资深宏观经济研究员谭凇表示，“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的背景是最近三十年来美国收入差距扩大及次贷危机以来失业率的居高难下。这一运动有助于美国就业法案的通过，从而实现基建扩大就业、提振经济的目标。更进一步看，该运动意味着美国过去三十年的政策取向逐渐发生变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表示，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最大的特征就是金融资本自由化和金融扩张。美国利用发达的金融体系导致大量资本在股市、汇市、债市、期市以及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循环流动、杠杆放大。据初步统计，如果将美国危机前所有的金融资产（包括担保债务凭证CDO、信贷违约掉期CDS、各种金融衍生合约以及可以交易和转让的各种资产等）价值都计算在内，按照流量与存量的关系，美国12万亿至14万亿美元国民收入形成的资产价值达400万亿至500万亿美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已完全脱节。
　　政策的偏移？
　　而经济政策的选择更是有着深厚的政治背景。关于权贵资本主义以及政金相助的“阴谋论”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反思潮当中早已甚嚣尘上，但依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解这种变化的窗口。美国政治分析家George　Packer在即将出版的最新一期《外交政策》杂志当中试图重现美国政治生态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变革。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经济的滞涨不仅影响了美国人的收入水平，同时，越南战争、水门事件以及社会动荡更是严重削弱了民众对于联邦政府的信心。保守主义与商界势力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社会心理的变化并且抓住机会，开始组建游说集团与智库来扩大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大公司的总裁们不再相信自己负有国家经济“无私管家”的义务，而更关注自身利益。新保守主义思潮开始流行。
　　据统计，1971年，活跃在华盛顿的注册游说组织仅有145家，而至了1982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2445家。1974年，仅有600多家注册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当年的筹款金额也仅为1250万美元，而到了1982年，类似委员会的数量已经上升到3371家，当年的筹款金融也上升至8300万美元。1974年中期选举的总竞选费用为7700万美元，而到了1982年，已经上升至3亿4300万美元。
　　事实上，不仅仅是保守势力，水门事件后一些自由主义者为推进民主化进程而实施的包括开放的初选制度以及廉洁选举法律等一系列措施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竞选文化。最初发起者们也许没有想到的是，代替传统党团、联盟竞选制度的不是更加公平的新政治形式，而是比拼谁寄出了更多的竞选邮件，谁的电视竞选广告最打动人心，而这一切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华尔街”的富人们成为了每个政党竞选者都必须讨好的对象。
　　1978年是这种变革厚积薄发的元年。是年，包括保护消费者利益、适度增加资本收益税以及防止雇主规避劳动法律以及工会力量的三项改革法案被提交至国会投票。商界的游说组织开始发挥其强大威力，损害其利益的三项法案当年无一通过国会。“事实上，这种有组织的财团与保守主义运动从1978年就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长达一代人向美国最富有阶段进行财富转移的过程。这种转移不因经济形势好坏而异，也无共和、民主党派属性区别。”George　Packer评论说，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政策持续地出台对富人有利的政策。
　　当然，针对美国现有的问题，真正的困难是如何给出解药。学者之前也许低估了民众对于现状的不满情绪，现在“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实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