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木
　　近日，北京望京那座直接把世博中国馆“压扁拔高”的雕塑进入公共视野时，民众的嘲笑之声几乎蔓延了所有对这个新城市雕塑的评论中。朝阳区有关部门解释这是望京地标性建筑，目的只是方便居民和路人在迷宫似的地形中认路。网民们认为这是件缺乏美感的山寨作品，近在咫尺的中央美院更怕由此背上黑锅，被当作这件“作品”的始作俑者。而实际上在中国，这样的雕塑每年都会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诞生在各个城市的中心，单是最近一段时日形成热点的，就有河南宋庆龄基金会的“黄河女儿雕塑”和西北大学里被篡改成校董面容的雅典娜和女娲。我们今天的城市雕像已经走出少女读书和喂鸽子的小品阶段，迈入体量巨大的神话英雄时代，但仍不免成为笑柄。
　　由“一把手”来做？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丑陋的城市雕塑？
　　提起近来被网上热议的几个案例，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文化学者吴祚来说，这显然是“一把手文化”的产物：“上次有学者提到‘一把手文化’。现在一些城市雕塑项目，一拍脑袋就做出决策，找一个公司就设计出作品。既没有艺术家、评论家把关，也没有民意征集。无论是西北某大学的雕塑，还是望京地标建筑，显然都是这种一把手文化造成。”“但这种城市公共雕塑的乱象暴露在当今发达的网络世界中，不想接受公众监督都不行，一经上网，就丑态百出。如果要树一座城市雕塑，应该考虑到它应该存在上百上千年，有这样的心态去塑像时，才不会乱套。现在的问题是，怎样通过法规制止这种乱象。无数的鸡肋被造出来，拆了可惜，不拆又让人看了烦心。造成的损失无人来承担，并没有一个责任追究制。”
　　当郑州那座高逾24米的巨型雕像完工近尾声时，人们无法清晰地定义它到底是什么。照理说它是当地宋庆龄基金会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专门定制的人物石材雕像。雕像的创作者也承认就是按宋庆龄的形象而作，建成后却被官方忽然改口成了“黄河女儿”。对于这个穿民国旗袍、挽着发髻的“黄河女儿”，负责人的回应和日前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的校方回答极其相似：“你们见过黄河女儿什么样吗？”“有人见过雅典娜和女娲长什么样吗？”
　　由艺术家来做？
　　有的声音说，让城市的公共雕塑全权交给艺术家，其他有关部门在决策中参与的比重要降到最低最佳。中央美院艺术学院的研究学者海军却认为，这种做法在过去几十年里失败的例子也很多。他说：“一个公共地标建筑或雕塑项目是协作的产物，不是一个单一艺术家的作品。它代表了多方的立场。而任何一方的立场或审美趣味产生偏差，结果都会非常恶劣。在这种环节里，一个艺术家创作者在协作中占的比重大小，并不起决定作用，创作只会是这种项目中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真正该呼吁的，不是说在这种项目里由某个艺术家或者某个机构的力量占主导性，而是该呼吁一个健康的协作机制。协作方们的立场和价值观，创造这个公共雕塑的动机等等都是良性的时候，才有可能产生一个和谐美感的作品。没有详尽的沟通交流，没有统一的立场来协作，必定会产生一个怪物。”
　　理想的城市雕塑什么样？
　　XD建筑师事务所徐东昕谈起这些广泛存在于中国二线城市的公共建筑时，他说：“最根本的问题是，负责这种项目的设计师、城市管理者和地产商想给这个城市带来些什么，是积极或带给人愉悦美感的艺术作品，还是满足私欲的建筑和雕塑？”
　　徐东昕说，私欲不一定指某一个人。在民众的公共空间里，个人、企业、体系的私欲都可以被称之为私欲。“在当下中国，城市建设和设计上本身功能性的问题已经非常多，这时候那些作为醒目地标的公共雕塑们，本来可以起到缓解生硬线条的点缀作用，但结果却是让城市风景变得更糟糕。”
　　“不要认为这只是某个决策者的单一审美低下造成。近几十年，中国从城市管理者到城市规划师再到设计师，运作公共建筑雕塑的产业链早已不是初始状态。我在拉斯维加斯，亲眼见过无数来出差考察公共建筑项目的官员。曾经和一个市委书记聊天，他说他去过一百多个国家，住过世界上几百个五星级酒店，他比我见过的欧美建筑更多。那么可见，在当下，中西方审美在决策层这一方面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那么问题出在哪儿了呢？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难看得要命的建筑？——核心体制上的问题。”
　　当年罗丹为加莱政府在市中心所塑“加莱的义民”，至尽仍矗立在里席尔广场。这种沉淀了城市历史和艺术家巨匠心血的作品，在欧洲各国的市中心都是极为稀松平常的风景。而在文化古国的华夏之地，要在城市中央找到一座百年以上的地标雕塑却实是难事。那些城市中央的雕塑们，每一天，都在融入人们的日常中。人们每日匆匆地路过它们，这个城市的孩子们从小注视着它们。而如果这些本该是记录了城市历史或带给人愉悦美感的艺术作品，却只是枯槁而急功近利单纯满足某些私欲的粗陋之作，而长年累月存在于公共视野的雕塑们，会构成怎样的中国城市景色？
　　希望还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