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娓婷 刘真真
　　农历新年前的广东道，十多间奢侈品牌店照常营业，店外顾客照常排着队，守门的保安照常谨慎地控制着进店的人数。
　　眼前的景象让人难以想象一个星期前所发生的事情。一周前，媒体报道指这里的意大利奢侈品牌店Dolce&Gabbana（D&G）允许内地旅客随意拍照，却禁止香港人在店前公众地方以店面作背景拍照。报道引起香港居民强烈的反应，有网友号召大家在该公司的行人道上拍照“快闪照相”。
　　香港有多不胜数的购物点，但广东道以集中的名店尤其吸引内地高消费的游客。经过禁摄事件，广东道一幅幅巨型落地玻璃、橱窗门廊更加深了本地居民内心的被隔离感，橱窗内外是富与贫、奢侈与平等、本土与内地。
　　“沦陷区”
　　韩女士从天津赴港旅游，专门抽一天到广东道扫货。11点刚过，她已经提着从Ermenegildo　Zegna买到的毛衣和Burberry的手袋，加入LV门前的队伍。队伍有十多人。
　　入店后，韩女士想挑围巾。不过，围巾柜台的东南亚裔售货员正在协助两名顾客挑选丝巾，韩女士招呼了几次，对方都没有搭理。韩女士只得自己动手，试戴围巾。
　　两名客人几乎把柜内的丝巾都试了个遍，一口气拿下8条。
　　由于到港时间短暂，多数内地游客都这样行色匆匆、购货量大。奢侈品牌店标榜提供尊贵服务，但此时显然做不到照顾所有人的感受。
　　广州的王女士多年来爱逛广东道。她回忆，几年前的广东道还能保持名店的服务标准，“现在一般的客人已经享受不到”。
　　LV旁边，Chanel店的保安表示：店内人多，为尽量保证一对一的服务，只能让顾客在门外排队等候。事实上店内顾客拥挤，只有20多名售货员。
　　Gucci没有限制进场人数，其售货员有点应接不暇。一名售货员肩上挑着客人A要看的商品，同时为客人B收钱。一名女顾客拿起挎包自行走到镜子前试背，店员过了好一阵才追过来说：“小姐，下次取商品之前先告诉我。”而该顾客带来的小孩，早已在沙发上躺了下来。“（香港的奢侈品牌店）已经没有过去的尊贵服务了，变得跟普通品牌店差不多。”王女士说，内地的奢侈品牌店至少不会“照顾不周”。
　　王女士分析，买奢侈品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爱好，已超出香港名店的应付能力。
　　广东道位于香港旅游旺区尖沙咀，商城海港城将临街的优质门店租给十多间奢侈品牌店，装点成亮丽的风景线。
　　Vivien　Westwood的售货员表示，店里每天有将近七八成的商品都卖给了内地消费者。她说，因为海港城名店集中，“在这里转一圈基本不用到别的地方逛”。
　　不过，正是因为此处内地游客过分集中，香港人毫不客气地将广东道称为“沦陷区”、“自由行特区”。韩女士透露，她的香港朋友如果需要买名牌商品，不会来广东道跟内地人挤，而是选择圆方商场。
　　广东道的爱好者还在增加。王女士注意到，连顶级奢侈品牌Hermès也开始排队了。
　　商业逻辑
　　不过，王女士强调，面对大手笔的VIP客户，奢侈品店的态度就截然不同。而这部分VIP客户通常是内地的真正豪客。
　　王女士介绍，售货员在顾客进门的时候会询问对方想看哪个系列的产品。“售货员根据客人说的系列，判断他是哪个级别的。”王女士说。
　　许小姐经常到香港购物。她认为，售货员看到讲国语的客人，态度要比面对讲粤语的顾客热情得多。
　　一次在CK店内购物，许小姐亲眼看见一位温州游客的购物经过。“他根本不看产品的价格和款式，像点菜一样指着货架上的商品就说要，这里拿几打内裤，那边拿几件衣服。”许小姐形容。在许小姐看来，售货员于是特别殷勤地推荐新款，而该客人几乎都没有异议。
　　“内地人跟广东人、香港本地人的购物偏好还真不一样，一些内地游客出手就是几十万，而且带有盲目性。”王女士说。她本人带过内地朋友到广东道，都是三四十万地买。
　　有消息指，鄂尔多斯的阔太订购Hermès，然后包机到香港取货。
　　上个月底，一家国际咨询机构发布《2011年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报告》称，2010年内地游客的奢侈品消费总额约为2120亿元，其中内地市场871亿元，估计今年将再增两成半以上，总额超过1000亿元。据去年国内另一份奢侈品顾客的调查，四成消费者光顾上海、北京等国内城市的名店，约38%到港澳血拼，其余22%则到欧洲、日本等地。毫无疑问，中国人已成为支撑国际名牌不断增长的主要消费群。
　　巨额消费大力拉动香港经济，但同时“豪客”、“挥金如土”这样的词汇也见诸报端。媒体形容名店开在香港却争相讨好内地游客。
　　同样经常到港购物的黄小姐承认，售货员对国语人士和粤语人士的区别对待，引起不舒服的感觉。“香港销售员很聪明，很快能记住客人的样貌、喜好还有买过的商品，”黄小姐说，“我看到过销售人员问内地客人，上次购买的款式是否合用。”
　　一家奢侈品店的店员表示，在这里不懂国语是不可能的事情。
　　事实上，行内人士透露，名店对懂国语的售货员开出更高的工资,并且，得益于内地游客，“在这里做售货员没有什么业绩压力”。
　　“自由是最重要的财产”
　　一名美国教授不无讥讽地描述这样一种亲身感受，指现在“尖沙咀的街道过于拥挤，而我太太钟爱的店外，队伍太长——主要是中国内地游客前来购买在国内生产的产品！”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何国良对媒体指出，D&G事件的关键在于该店用二分法将顾客分为“会消费的内地人”和“拍照来生产A货(指仿品）的香港人”，显示该店不信任港人。“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将香港人污蔑成A货客，”何国良说，“好似香港人是低等人一样”。
　　香港学者黎先生认为，香港居民的不满情绪或来自于近年内地人士对香港资源的过度消耗。例如国内孕妇来港产子影响香港医院对本地孕妇的服务，内地富豪来港买楼推高楼价，都令不少港人抱怨。
　　在商业霸权和公民权益之间，可能是政府责任的缺位而导致的社会公平流逝。
　　这点缺失被网友“Shiu　Bun　Wong”清晰地表述出来。他谴责海港城只看得见利润的增长，今次事件应就“剥夺香港人的自由权利向香港人作出赔偿，因为自由是我们香港人最重要的财产，公共空间使用权是我们香港人的财产”。
　　D&G显然也意识到事件超越了知识产权和公共空间的范畴。在被“围拍”当天，其发表声明称：“本公司强烈反对任何带有种族主义或贬抑意味的言论”、“本公司绝对无意冒犯任何香港市民”。
　　旅游界立法会议员谢伟俊曾到场支持市民抗议D&G。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事件需要从两个方面检讨学习。他说：“第一，政府需要有一个说法，应该把正确的价值观讲得清楚一点，为香港当地人讲一句公道话。第二，如何对待游客。不要把情绪随便发在游客身上，需要做一些公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