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手表，表链叠得平整；一面镜子，擦得一尘不染；还有一台电话。三样物件整齐摆在铺了塑胶垫子的床头柜上。东莞樟木头养老院，79岁高龄的张伯保持着香港老人特有的整洁体面。
　　该养老院内，160名老人中约有20名来自香港，高峰时期曾住了60名香港老人。
　　事实上，香港社会老龄化问题严重。据统计，到2031年，香港人口中有1/4为老人；85岁或以上的老人将会是现在的3倍。
　　几年前，港元比人民币“值钱”，内地物价也较香港低，部分香港老人选择回内地养老。不过，随着上述两个因素倒转，他们在内地渐渐感到生活压力，近两年，返回香港的数目呈上升趋势。
　　2012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于施政报告中提出，向选择移居广东的符合资格的香港老人发放高龄津贴的“广东计划”。该计划将于2013年年中推出，届时会向移居广东的符合资格的老人发放高龄津贴，每年约1.3万元，预计3万人受惠。
　　回内地养老
　　樟木头养老院有一栋楼没有第四层。这栋楼里住的多数是香港老人。由于粤语中“四”与“死”是谐音，香港人对“四”字很忌讳。养老院方面在电梯数字键上贴上纸片，把楼层数字改了。
　　为了配合香港老人的生活习惯，养老院专门包了一辆大巴，送他们到附近喝早茶。
　　张伯在樟木头住了两年。早年，张伯从广东梅县到香港开制衣厂，1997年金融风暴中工厂倒闭。受困于严重的鼻炎，张伯又回到了内地。“香港的医生说治不了，只能换个环境。”张伯说。
　　香港工会联合会东莞咨询中心助理主任邵建波介绍，七八十岁的香港老人回内地养老的比例逐步增加。那批老人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从内地到香港谋生的。
　　邵建波说：“香港是个老龄化社会，如果福利政策能支撑的话，希望回内地养老的老人应该很多。”
　　刚来到东莞，张伯有诸多不适应。他想出外走走，在街上绕了几圈没发现公交车站。在保持着村镇架构的东莞，公交车是扬手即停的。
　　同一层楼一名婆婆也来自香港，她帮助刚入住的张伯习惯东莞的生活。
　　被称为“小香港”的樟木头，是不少香港老人的选择。两年前高峰期，樟木头养老院里有60名香港老人。
　　广州番禺祈福新村刚开盘之际面向香港买家，当时便宜的楼价吸引了众多香港老人居住，是出名的香港老人聚居地。
　　这些老人早晨结伴沿着湖边散步，到了中午就到会所喝茶或者买菜做饭，下午是打麻将时间。
　　当时整个祈福新村的住客里，有1/3是香港长者。由于其时内地物价低，港元好用，在内地养老有多种选择：有的是拿“生果金”（香港高龄津贴的俗称）加上退休前的积蓄在这租房，有的是前期买了房子（香港政府查不到）后来拿“综援”（香港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的简称，用以保障经济上无法自给的人）作为生活费，有的则是子女为他们在这里买的房子。按照现行规定，拿“生果金”和“综援”的老人需要定期回港居住。
　　同样住在祈福新村的广州人林伯认为，这批香港朋友讲道理、有礼貌，“同声同气（语言相通）”，是很好的邻居。
　　张伯说他有时挺挂念香港的。街上报摊有多种香港报纸售卖，张伯每天早上散步买几份报纸回来“了解香港在发生什么事”。与过去打成“蛇饼”的过关队伍相比，现在往返内地与香港便利很多。张伯偶尔约家人在距离内地最近的香港地铁上水站见面，吃顿饭后又返回樟木头。
　　老龄化香港
上水站也是陈伯回港取药的地点。
　　陈伯是独居老人，60岁，中过一次风，左腿不灵便。从香港食环署管理小贩的岗位退休，陈伯喜欢称自己为“公务员”。事实上，他只有2000多港币的退休金，并一直租住房屋。退休后无力承担房租，陈伯“咩都无了（一无所有）”，他选择来到樟木头养老。
　　内地物价上升，陈伯的退休金不足以支付养老院费用。为申请香港“综援”，陈伯中途尝试在香港私立养老院居住。
　　“香港的养老院只想着钱！”提起那里的生活，陈伯依然气愤。他描述，几个老人住在10平米的空间，想添饭都不被允许。陈伯吃不饱，走到楼下餐厅再买东西吃。
　　一气之下，陈伯宁愿不要“综援”，再回东莞养老。
　　在樟木头养老院负责照顾陈伯的朱小姐描述，陈伯从香港养老院回来时，脸颊消瘦、头发花白。养老院决定每月减免陈伯几百块费用。
　　香港社会确实存在难以承受的老龄化压力。香港老年学会总监张玉霞介绍，香港政府每年投入最多的就是教育，其次就是医疗和老人福利，在老人福利支出上有300亿。不过，老人家人口仍在增加，投入相较不足。
　　“20年后香港4个人中估计有1个就会是老年人。”张玉霞说。
　　香港闹市中心养老院越开越多。在红磡，一个街口内就开了两家养老院。工作人员称，轮候的老年人已经额满，要入住只能先登记再等通知。
　　香港大致有三种养老院。一种是完全政府资助，一种是完全私营，还有一种是私营与政府资助结合。民间机构承担了大约90%的养老服务。
　　不过，公立养老院需要排队；私立养老院收费较贵。而且，在寸土尺金的香港，不可能像内地养老院这样为每位老人提供一个独立房间。
　　除了养老机构，香港综合性社会问题实质进一步恶化了老人晚年境遇。例如尽管有强积金（香港1999年起实施的养老金制度，全称“强制性公积金”），但按照香港当前的人均月收入，一个人到了65岁以后可以使用的钱其实很少。居住面积过小，居家养老也捉襟见肘。
　　秦老太太是香港人，今年95岁。
　　她与儿子方先生一起居住时经常发生矛盾。“香港房子这么小，挤着太多人，两代人生活习惯又不一样，矛盾就爆发出来。”秦老太的孙女说。方先生与母亲相处不下去，将其送回广州的姐姐家。
　　“香港的老人家喜欢在街上逛，你知道为什么吗？”一名香港老人问道，“家里的空间非常小，只够摆台10来寸的小电视。但是你不可能一天到晚看电视。你能看多久呢？”
　　另一名受访的香港老人把香港的房子出租，然后拿钱来交东莞养老院的费用。他的儿子基本很少过来看他，老伯说儿子混口饭吃很吃力，一天要打几份工，所以他选择到内地居住，减轻儿子的照管压力。
　　迟到的“广东计划”
　　内地广阔的空间可以帮助消化香港的社会压力。可是，受制于制度之间差异，福利不可携带过境，香港老人回内地养老受到局限。“有老人家跟我说：钱花完了人还没死。”邵建波说。
　　根据邵建波提供的数据，2009年工联会东莞咨询中心帮助30多名香港老人返港，201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0多人，而2011年共帮助89名老人返回香港。
　　令香港老人止步的还有医疗问题。
　　樟木头养老院院长蔡小琴介绍，虽然香港公立医院要排队看病，但每人住院只需100元/天的福利还是让老人家安心。再加上香港的老人家对内地医疗不信任，“伤风感冒会在当地治疗，慢性病、重病一定要回香港。”
　　最近养老院有一名老人因为胃病加重，需要经常回港复诊，只能返回香港居住。该老人和妻子在樟木头已住了10年，如今只得让妻子留下，只身回港。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于施政报告中提出，向选择移居广东的符合资格的香港老人发放高龄津贴的“广东计划”。计划将于2013年中推出，届时将向移居广东的符合资格老人，发放高龄津贴，每年约1.3万元，预计3万人受惠。
　　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工联会工作人员透露，负责落实“广东计划”劳工及福利局尚未有明确的时间表。
　　“劳工及福利局有关人士说需要时间做准备。我们估计，因为适逢行政长官换届，还要等新的政府班子稳定了才有时间办这件事。”上述人士说。
　　据香港老人协会总监张玉霞介绍，之前香港赛马会和NGO合作在深圳设立了老人院，肇兴也有与香港NGO合作老人院，专门收香港的老人。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去，因为医疗条件比香港差很多。
　　但香港老人的生活压力确实很大。今年2月初，工联会协助一名长者回港。该长者退休后带着积蓄回内地投资小生意。没想到生意失败，连养老院的费用都交不起。他想回到香港申请“综援”和公屋，但又要排队，养老院更加住不起。情急之下，老人爬上天台想自杀，幸被发现。
　　近年内地生活成本上升，老人凭其有限的经济资源，可以做出的选择愈加少。
　　不少祈福新村的香港老人将房子卖出去，返回香港居住。广州老人林伯感慨，过去一起沿湖散步的香港朋友越来越少。“他们回到香港，住得可就没有这里舒适了。”林伯说。
　　秦老太太今年团年饭上吃出急性胃病住院，全家开始考虑她的看护问题。其后，家人发现她痴呆的症状越来越明显。
　　家人最后决定送她到广州的养老院。被护士抱起来的时候，秦老太失禁，尿了护士一身。“她心里知道，要住养老院了。”秦老太太的孙女说道。
　　张伯家境较好，但养老院日常生活略显清静。一天傍晚7点，张伯和帮助过他的婆婆一起看新闻。节目结束后婆婆返回自己房间。晚上10点，医护人员敲张伯的房门，说婆婆突发心脏病去世。
　　这件事让张伯十分感慨。不过，他说隔壁又有香港老人入住，他会像婆婆之前帮他一样，帮助新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