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东
　　胡适去世50周年到了，各媒体纷纷发文纪念。胡适诚然是20世纪的思想大家，其一生也受过太多的误解与批判，但过度将其神化，同样不符求真精神。
　　兹举一例。
　　台湾学者龚鹏程在《世俗化的儒家：王充》一文中提到，台湾商务印书馆曾影印了胡适校阅的黄晖《论衡校释》，胡先生在许多地方都有圈识，姑以《讲瑞》篇为例，他在“永平以来，讫于章和，甘露常降，故知众瑞皆是，而凤凰麒麟皆真也。”等处皆划了线，“可见他已注意到这篇是以疑问开端，而最后确信瑞应为真的文章。但他谈王充，仍要硬着口讲：‘《讲瑞》《指瑞》《是应》是批评当时的祥瑞论点。’”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发现。龚鹏程说，以胡先生之令望，我不敢怀疑他做学问的诚信态度，但我可以确信他是被自己既有的一些成见给蒙蔽了。他是个反迷信、批判儒家宗教化、具有科学精神、主张无鬼论的人，因此读《论衡》也就不知不觉朝这些地方去找材料，以致把《论衡》弄成了一部宣扬胡先生自己思想的书。
　　龚鹏程厚道，下笔犹有保留。在我看来，这大抵可以算作胡适之先生做学问不诚信的一个例证了。这种观念先行的研究学问套路，恐怕不只是胡先生才有。当时与他打笔仗的左翼阵营，对历史的诠释更加先入为主，为靠拢向所信奉的理念，不惜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左右翼犯的是同样毛病，其根源，在我看来乃因他们确信掌握了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他们对这一目标的殷切追求胜过了对真实的珍爱。
　　事实有时是多维度的，看你从哪个角度切入去理解。譬如对儒家社会影响的解释，因可供攫取的信息如汪洋大海，故正说反说都未尝不头头是道。基督教又何尝不是如此，胡适当年亦反对基督教的急先锋，但你没发现，目下宣扬基督教宪政的那一拨人，引用的是完全不同的事实吗？或对同一事实，也赋予了别开生面的新意义。
　　再举例言之，那些热衷新权威主义的人，恐怕更愿强调的是其他民主转型社会的种种所谓乱象，而吸引更多民主主义者的，是民主化后所谓的权利伸张与权力受制。这是中国知识界立场决定脑袋的残酷现实，大家各说各话，相互激荡的一个后果是，很多人都不承认对立方所描述的另一半真实。
　　记得有一次，我读书读到杜月笙狂批苏联集体主义，不觉慨叹，这个没文化的上海滩流氓，对苏联彼时的灾难洞若观火，何以我们那些成批量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却没有丝毫省察？我曾经问过新华社老记者戴煌：当时国民党的负面宣传应亦不少，因何如聋如盲？他回答得很简略：国民党的宣传谁信啊！
　　诚然，这是真相的一部分，但我相信答案没有这么简单。弗里曼等人所著、获得列文森奖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讲述了河北饶阳县武公村集体化的故事，其中提到，当年的中共“地下县长”贺峰曾表示：听说苏联的集体化进行得并不顺利，还造成了饥荒，希望中国能找到一种更好的办法。但这个村庄的集体化，却还是在一种有意无意的对事实的遮蔽与歪曲中，被异化但又勇往直前——在当时，这种遮蔽与歪曲却似乎有着十足的正当性。
　　所以，并非全然不信，而是即便相信那些负面事实存在，为了理想的天堂，很多人也愿意委屈一下事实，令其成为理念的婢女。也正因此，为了维护一种利益与意象，1976年的“四五运动”可以被打成“反革命事件”；或为了强调对政府的监督与批判，当下个别群体事件中涉嫌打砸烧的人在某些意见领袖笔下就成了“协助事态平息者”。而在最近发生的“方韩大战”中，我们也看到太多立场大于是非的表白。
　　主义在变，但有时其背后的思维模式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