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斐斐
　　3月13日，2012年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在北京召开，三边是否会正式宣布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谈判成为关注的焦点。
　　这一构想从2002年首次被提出至今已经整整十年，其间屡次被提及却并未能实现。据统计，截至2010年，中日韩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3%，GDP占全世界19.6%，出口占18.5%，进口占16.3%，外汇储备占47.5%，虽然经济规模巨大，但中日韩三国区内贸易金额2009年仅为贸易总额的22.3%，相互投资仅占投资总量的约6%。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国政治互信的欠缺与产业力量的博弈，而美国所倡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更是使得局面进一步复杂化。近年来，形势逐渐向有利方向发展。2011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日韩工商峰会上提出要正式启动三边FTA的谈判，获得各方的热烈响应。2012年3月，中国商务部宣布三国已经就投资协议文本达成实质一致意见。
　　此前，日本一直对加入TPP更感兴趣，但近期由于民主党内反TPP一派小泽一郎献金丑闻告一段落，日本的态度开始出现转变，首相野田佳彦4月访美时也避而不谈加入TPP一事。而5月8日，中韩已经率先宣布启动双边FTA谈判，这更令日本陷入被动，想要寻求突破。
　　同时，由于韩国今年是大选年，再加上日韩贸易结构同质化较大，韩国一直对中日韩三边FTA不大感冒，而更热衷于与中国建双边FTA，但近日韩国贸易通商部长也松口表示，同意三方FTA的提议。
　　这是否意味着中日韩三方FTA谈判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谈判中还存在哪些不确定因素？三方自贸区的战略意义何在？为此，本报专访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
　　经济观察报：中日韩三方已决定在5月12日的首脑峰会上就启动三边FTA谈判展开会谈，目前中韩之间自贸区谈判比较顺利，您如何看待最终谈判的路径选择？
　　霍建国：目前，无论对于中日韩、还是中韩、中日，中方的态度都是积极的，最重要的是先启动谈判，技术问题可以花一些时间应对。最终，能否在这次峰会期间开启中日韩FTA谈判，关键看日韩政治家的决心。
　　目前来看，中韩已经宣布开始双边谈判，这使得日本的压力增大，中日双边突破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日韩之间现在不太具备自贸区的条件，因此，最终的格局很可能是：中韩签，日本压力变大；中日签，几年之后，再正式开启中日韩。
　　现在政治与经济上有一种错位的发展过程，日本觉得自己是第一世界国家，韩国觉得虽然我没你个儿大，但很多领域竞争力也不弱，而中国是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国内市场庞大，只要中国愿意承担一些压力，对于日、韩都是很好的机会，也有利于推动区域合作，打破整个东亚合作的旧格局，引领新一轮的合作高潮。
　　经济观察报：舆论普遍认为缺乏政治互信是导致中日韩自贸区进程滞后的最大原因，而最近中日领土争端、中韩海上船长争端时有耳闻，大的氛围是否适合谈判？
　　霍建国：总体氛围还是有利于推进谈判的。无论是中日与中韩，在处理目前的领土、领海争端时都在避免过激行为，因为争端在短期内很难平息，大家采取的战略就是搁置争议，先推经济合作。经济合作的加强反而有利于缓解很多政治上的冲突。同时，我们应在战略外交上尽快寻求解决方案，建立争端解决机制，防止个案影响到整体布局。
　　经济观察报：目前中日韩展开自贸区谈判，面临的主要挑战有哪些？
　　霍建国：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三国政府拿出勇气和智慧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一是超WTO规则和社会条款问题。迫于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日、韩两国一再坚持未来的中日韩FTA不仅要包括货物、服务和投资，还要包括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环保和技术标准等超WTO规则或社会条款，鉴于中国目前的开放现状，很难在短期内达到日韩两国所期望的开放程度。因此，在2015年前达成一个完整的、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定仍存在较大困难。
　　二是准入前国民待遇问题。这一问题核心是给予外资准入权，即取消对外资企业设立及并购的审批，这与我国现行外资管理体制存在根本性冲突。这一问题在“中日韩投资协定”谈判过程中就是主要矛盾之一，如果真的开始谈FTA，预计将再次成为焦点。
　　三是关于“否定清单”的问题。服务贸易和投资是日韩两国利益集中领域，两国倾向于采用“否定清单”即“不列入即开放”的模式，中国需要列明现在及将来与协定背离的保留措施，除此以外的其他部门都必须开放，这需要中国对目前的投资领域进行明确分类，至少在目前阶段，中国还无法接受这一方式。
　　当然，对于这些技术性问题，在未来的谈判中，中国可以采取渐进式的自由化策略——要积极研究探讨设定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过渡期；要合理界定投资范围，尽量缩小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义务的适用范围，也要着手研究我国在投资领域适用“否定清单”的可能性，并加快推进国内在投融资体制方面的市场化改革。
　　东亚合作“市场驱动型”的特征决定了中日韩三国合作是一个充满利益博弈的过程。在三国的利益能够弥补政治分歧之前，任何短暂的平衡包括中日、中韩、日韩协定都无法保证东亚合作能够在中日韩自贸区的路径上顺利前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经济活力以及中国的主要诉求将是决定中日韩谈判进程的主要因素。
　　在未来亚太地区的经济格局中，任何缺乏中国参与的区域一体化安排都不完整，收益也是非常有限的，即便日韩两国出于政治和外交考虑都在考虑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但日韩也不会轻易放弃对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参与，这符合新时期日韩两国“同盟关系多样化”的战略需求。因此，作为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步，以较小的谈判成本尽快促成中韩、中日或中日韩谈判，是中国近期追求的主要目标。
　　经济观察报：从中国角度来说，如果中日韩自贸区建立，再加上中国-东盟、ECFA、中澳等自贸区，整个亚洲的经济贸易格局将会出现哪些变化？
　　霍建国：美国在TPP谈判初始，在成员上即采用不同标准，重点拉拢日韩，分化东盟，排斥中国，对于中国主导的区域合作格局带来很大冲击。但TPP也存在很大的问题，标准高且短期内很难了断错综复杂的市场开放问题，现在也只是一个“面子工程”。
　　如果中韩、中日、中日韩是一个理想的合作模式，我们最终目标是从目前的“10＋1”升级至中日韩和东盟的“10+3”模式，这也是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雏形。之前中日还存在着谁来主导这一进程之争，但现在看来，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了。如果中国在未来十年经济能发展顺利，周边的外交能够平稳，国际化的人才资源充足，就有可能建立亚洲一体化的模型，从市场的开放、产业的对接，再到金融货币等高端合作以及统一的框架机构。
（实习记者王腾翔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