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尔斯·钱斯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gileschance@yahoo.com
　　我曾在这个专栏中多次提到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2008年西方的次贷危机改变了一切。曾经主宰全球经济和规则制定的西方国家，在经济上遭遇灭顶之灾。创伤的严重程度到如今都无法估计，因为欧洲的财政危机仍在周而复始地恶性循环着——最近的警报来自南欧诸国，希腊、塞浦路斯、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经济衰退和失业率持续上升。在美国，由于债务数字继续增长，2013年大选过后政府必须设法增加税收和减少支出，但脆弱的经济复苏让这一切希望渺茫。时间飞逝，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次贷危机已经严重破坏了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体系。同样明显的是，至少在一些人看来，不认真重组西方尤其是欧洲的金融体系，金融危机的后果肯定是严重的经济衰退。
　　所以，直到最近仍依赖美国和欧洲需求来创造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中国，迫不得已要更多地依赖于自身的资源。但是，只要去看看任何非除沿海省份城市周围的乡村，就会发现中国距离一个现代、发达的经济体依然遥远。很多中国农村人口依然贫穷，需要为维持生计和终日辛苦劳作。城镇居民的生活也许稍微好些，但仍然只有很低的工资，居住空间狭小，没有社会安全和医疗保障，生活环境肮脏、危险。中国还需要持续多年保持这样的发展。考虑到中国的人口结构已出现逆转趋势，到2015年，劳动力人口将开始减少，同时，退休人口开始稳步增长，今天将很可能变成中国发展成就的最高点，未来将很有可能迅速下行，伴随着不断攀升的失业率、水资源短缺、污染和不断增加的社会动荡，这一切将变成中国新的现实。
　　好消息是，中国还是有可能拥有一个比这种更好的未来的。但是这种更好的未来需要更多的牺牲和改变，更加根本性和剧烈的改变。至于究竟需要多少改变，今年2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发布的一份名为“中国2030”的报告声称，到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一个“现代、和谐和创新的收入社会”。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并不容易。想要把握机会，迎接挑战，实现2030年及以后的发展愿景，中国需要在它下一发展阶段实行新的发展战略。
　　将中国推上当前发展轨道的改革灵感源自邓小平，他在建立共识实行根本性转变战略发面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经过30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来到了另一个转折点，它需要第二个同样根本性的战略性转向。报告呼吁政府的角色应该被重新定义，从直接干预经济转变为建立规则和总体监控。国企的角色也必须改变。几乎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都需要引入更多的竞争。银行必须全面商业化，利率变为由市场自由决定。户籍制度也需改革，使得更加自由的劳动力流动来应对机会。教育制度必须通过自由思考来鼓励创新。经济增长必须“绿色”。社会安全和医疗体系必须改革和加强。纳税基础必须扩大和加强，这样才能带来更多的公共收入来为更好的公共服务提供资金，而更好的公共服务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一环。
　　要达成这份长长的清单上所列改革事项，显非一日之功。清楚地知道行动方向很有必要，但真正困难的部分在于执行。
　　哪怕完成这些目标的一半，中国的政府都必须团结一致在强有力的领导下，来面对剧烈转变带来的阶段性难题。但是很明显，对于一些偶然的观察者来说，近年来在中国公共生活的较高层面，对改变的速度和方向仍然存在不同的看法。在倾向于坚持老路线和意识到只有持续的经济和社会调整提供了中国应对长期挑战的唯一路径的两个派别之间，争论一直持续。抵制改变很正常，尤其当一个短期内发生了巨大变革的国家如中国。但是中国负担不起延宕或分裂的代价。任何可能让决策者们团结一致的事情必将受到欢迎。这可能最终变成改变的催化剂，如果它成功地将决策者们推到一起、沿着报告建议的路径开始移向建设性的改变的话。
　　昔日，当统治地位和权力是由嗜血的战争决定时，对手之间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谁输，谁赢，朝代更替，家族兴衰，纯属偶然或命运决定。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已经习惯于用更加系统和和平的方式完成权力的移交和传递。偶然事件改变国家命运的情况已经非常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