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事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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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高潮时，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彭柏山发表了一篇名为《论胡适政治思想的反动本质》的批判文章。与当时发表的成千上万其他声色俱厉的大批判文章相比，这篇文章并不引人注目。不过，若把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与作者本人后来的遭际联系起来，则不能不引人深思。
　　在这篇文章中，彭氏主要批判了胡适所主张、宣扬的“个人主义”。他问道：“胡适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简单地说，他是一个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阴谋家。”作者认为，现在“这种所谓发展个性的思想，实质上是在于一方面把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天才’的个性的发展；一方面用发展个性的幌子来阴谋拆散劳动人民的集体行动。所以，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形成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的理论。”胡适在中国“宣传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极端反动的个人主义思想，一方面为中国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就是胡适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胡适的思想，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以个人主义作为基本原则，以实用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以改良主义作为他在政治上进行反人民活动的阴谋手段。所有这些，也正是旧中国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性质和生产方式的集中反映。”在对胡适的个人主义作了如此激烈批判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又指向尚在国内的“个人主义”：建国后，“社会主义已在全国范围内占了压倒一切的优势”，“一切个人主义思想、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改良主义等等，已没有合法的地位。”但由于“国内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国外帝国主义仍然包围着我们”，“胡适派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仍然起着危险作用”，所以“必须进一步展开斗争”。他进一步说：“在我国过渡时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企图维持现状，取消阶级斗争……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毫无共同之点，因而是极端反动的。”因此要加强斗争，“必须从思想上清除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改良主义等等”。
　　历史有时确是残酷。这篇文章发表于1955年2月7日的《解放日报》，但就在三个月后，此文墨迹未干，彭柏山本人于5月中旬在上海却突然被捕，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彭在上世纪30年代就是“左联”成员，与胡风甚熟；他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在新四军中任职，解放战争时曾任华东野战军军政治部主任，某军副政委，建国后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他资格不可谓不老，官阶也不可谓不高，但仅因30年代与胡风的关系（如今众所周知，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本身就是一大冤案），转眼便成为阶下囚，随即被开除出党，备受迫害，毫无辩白的“个人权利”，最终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直到1980年才获平反昭雪。
　　他的悲剧，他的一生，他家人的命运，浓缩了那个时代、那段历史的特点。其女彭小莲所著《他们的岁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细致地再现了特定的场景。
一
　　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彭柏山可真是“正牌红五类”，1910年出生于湖南山村一个雇农之家，因天资聪颖，一位乡中教师认为他是可教之材，于是免费教他读书。后来，又在这位老师的资助下考上了县城的高小。1925年，还是在这位老师的资助下考上了长沙的“楚怡工业学校”。到长沙第二年，正是“大革命”高潮，受时代影响，彭柏山思想开始“左倾”。1927年在国共分途的腥风血雨中，他考上了左派聚集的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三年后，又是在那位老师的资助、介绍下，20岁的彭柏山来到上海，进入实际由共产党控制的“上海劳动大学”，不久就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往贺龙领导的湘鄂西根据地，直接参加武装革命。
　　一年后，他回到上海，开始文学创作，参加“左联”。正是在此期间，他与胡风关系密切。对这位初入文坛的文学青年，胡风多有提携，在困难时甚至资助他生活费，并且将他介绍给鲁迅。对此，彭柏山当然心存感激。就在他一边从事文学创作，一边做着时间并不长的地下工作时，就因叛徒出卖在1934年被捕入狱。他被捕入狱后，鲁迅先生曾想尽种种办法为他送书送药，使他感激莫名。1937年初，他在狱中提议、发动了争取读书读报权利的绝食斗争，最终取得胜利。直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合作，他才出狱。出狱不久，他就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投笔从戎，开始军旅生涯。
　　十年后，他已是解放军“三野”第二十四军副政委，作为胜利者进驻上海。不久就转业到地方工作，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能文能武，有“左联”经历又当兵打仗且官至军副政委者确实不多，一时前途无量。
　　然而，就在此时，莫须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不论彭资历多深，仅因从30年代起便与胡风有联系这一点，即成锒铛入狱之罪。其实，在胡风案发前，彭柏山已听说胡风给毛泽东上了关于文学的“三十万言书”，其中还说了自己的好话，曾对老朋友、老部下王元化说“老胡太天真了”。比彭年轻10岁的王元化后来对彭小莲说，当时他却不这样认为，觉得跟毛主席谈谈文艺方针有什么关系。因此，彭柏山认为王太幼稚：“是皇帝，说了就是真理！怎么能去跟他讨论呢？”（《他们的岁月》，第26页）毕竟，彭不仅比王年长，更重要的是其“革命资历”要比王深得多，对党的“政治”的了解也要比王深得多。了解此事之后而没有想方设法“解脱”自己，反映出了他的品格。他采取的唯一自保措施是，把胡风给他的60余封信件全部烧毁，这些信件，是他在战争年代“轻装”都未舍得销毁的。
　　1955年5月19日凌晨，彭柏山在家中被捕。此前，上海成立了“反胡风运动”的五人领导小组，毛泽东在北京亲自召见了一位领导小组成员，听取汇报。当听说上海还未发现胡风分子、一切还在调查中时，毛泽东非常不高兴地说，上海太斯文了，反问“上海不是有一个彭柏山吗？”就此一句话，决定了彭的命运 （《他们的岁月》，第30、157页）。
　　此时距“解放战争”毕竟不久，所以在狱中生活开始时，他还凭仗自己在粟裕将军指挥下与皮定钧司令一起打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老本儿与看守人员大声争吵，最终，他在现实面前沉默下来。1956年底，他被释放出狱，定性为“胡风分子”，开除党籍，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到农村劳动。1959年，他被发配到青海师院任教。
　　这时正是“三年困难”的大饥荒时期，青海生活更加艰难，彭柏山在青海每天只能喝青稞糊糊。一次回沪探亲，一直生活在上海的孩子们怎么也想象不出青海的生活究竟苦成什么样子，在孩子们的一再询问下，他对家人说了自己到青海后，在火车站出口碰到的一件恐怖之事：“就在检票处的出口，看见一个三十岁不到的年轻人提着一个很沉的箱子，沉得让他几乎走不了路。在出站的时候，检票员疑惑地看着，让他打开箱子看一下。一个非常简单的要求，主要是怕有什么投机倒把的事情。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突然将自己手中的小票往检票员手中一塞，迅速地扔下手中的箱子，然后撒开腿疯狂地往远处跑去，当检票员打开箱子的时候，那个年轻人早跑得无影无踪了。大家看着箱子，里面装着一个饿死的人，他的右腿已经被切去了一块。”孩子们惊恐地问：“怎么会切掉一块的？”彭柏山叹口气说：“已经被吃掉一部分了。”听到这些，孩子们谁都没再提问，“确实，我们已经听懂了一切……”（《他们的岁月》，第183－184页）
　　这次探亲原本说得好好的是一个月，但突然得到命令，要他马上回青海。原来，他在街上碰到了老朋友、老翻译家罗稷南，罗见他变成这样，简直不敢相信，关心地问起他在青海的生活。他说每月只有一钱油，只得把这一钱油炒半斤盐，吃饭时就在青稞糊糊里撒点儿盐。罗听后非常难过，就把自己这一个月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特供配给的两斤黄豆让给彭家，他还向同事吴强抱怨说：“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柏山呢！”没想到吴强立即将此向领导汇报，捅到市委宣传部去了：彭柏山在上海期间，散布消极、落后言论，有损于社会主义形象。特别在困难时期，到处宣传阴暗面，起了很坏的影响（第185页）。
　　宣传部立即要彭柏山到部里，命令他马上返回青海。平心而论，彭的那番话在当时确属“攻击”“三面红放”和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罗稷南曾任十九路军总指挥、抗日名将蔡廷锴的秘书。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派，在福州成立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蔡曾派他去“苏区”与红军谈判合作事宜，受到毛泽东的设宴款待。1957年夏反右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毛泽东在上海召集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时，罗曾问毛“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由此，可以看到他政治上的天真。他可能根本没有想到，将此话告诉他人，会带来什么后果。吴强是著名小说《红日》的作者，也是来自“三野”的军旅作家、转业到上海作协，也是单位领导，曾是彭的下级。当时“阶级斗争观念”深入人心，吴可能是出于信念向组织汇报；如果不汇报，此话传出，自己肯定会受某种“处罚”，当然也可能是出于自保向组织汇报。总之，汇报、告密，是当时的“常态”。所以，“过来人”彭小莲只是平淡叙述此事，并无对个人的责难，感叹的是那种“常态”：“说话，写字都成了一种负担，如果能像远古的人那样，什么都说不清楚的时候，人也许就可能真正地在那里又蹦又跳，生活在阳光之下。”（第186页）
　　回到青海，彭柏山不甘心坐以待毙，于是开始动用“关系”，先给周扬写信，后给老上级、老同事皮定均司令员、福建省委书记叶飞、福建省副省长贺敏学等人写信，请求帮助自己调动工作。最后，还是这些“老三野”请示了老领导陈毅副总理，终于将彭调到福建，安排在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贺敏学是贺子珍胞兄，曾任“三野”某军副军长兼参谋长，与彭甚熟，因此对彭格外关心，听说彭在青海饿得厉害、严重营养不良，曾专门到厦门鱼肝油厂买了20大瓶鱼肝油寄去。在省委常委会上讨论彭的工作问题，也是他首先表态同意彭来闽工作。
　　来到厦大，生活工作大为改善，但仍处于时时被监视、汇报之中。他讲课时，总有一个“不是学生的人”拿着小本坐在后排，当他讲到“左联”时，学校和系领导都来“听课”，如临大敌。课后，还要他交出讲稿审查。后来，认为他不适合讲“现代文学史”，转而要他教“写作实习”。对此，彭并不以为忤，仍认真教学，并让一位名叫刘再复的学生担任“科代表”。刘再复后来感激地回忆说：“我的作文一篇一篇地被他修改，稿子空白处到处是他的密密麻麻的‘眉批’。正当二十岁的时候，在我面前出现的这些批评文字，这些关于语言、关于结构、关于如何抒写社会与自我的最准确意义上的教诲，使我感到惊喜，并实实在在地感到有一支充满温情的老作家的手臂在推着我向文学的花果园靠近。”（《他们的岁月·序》）
　　不久，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福建是最前线，形势自然格外紧张严峻。一次闲聊，因彭曾是打过仗的军人，有几位老师就问他，台湾会打过来吗？他说：“战争不是那么简单，他们不敢。”这12个字马上被一级级汇报上去，学校党委给他扣上了“反对中央精神，和蒋介石唱一个调子，麻痹革命群众的备战思想，破坏战备”的“罪状”，接着校方就写报告直报中宣部，然后在中宣部内刊《宣传通讯》上刊登。罗瑞卿看到，立刻批示：此人不适合在前线。
　　1965年10月，教育部直接下令，将彭柏山调到位于郑州的河南农学院，到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文革”开始，作为“胡风分子”，彭柏山受到残酷迫害。1968年4月3日，彭柏山被“革命群众”毒打致死。这个过程过于残酷，几十年过去，彭小莲承认自己仍“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么残酷的一段岁月”，“一个活人，竟然被他们一棍子一棍子打死了。是父亲去世三个月以后，才通知我的大姐小钧去收尸。爸爸整个人被泡在医院福尔马林的药水里，人已经面目全非，彻底变形了。但是被打伤的痕迹却历历在目。”（第233－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