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期的中国，老早总是渲染的那样子民不聊生，其实文化人过得并不错。元朝统治者慢慢明白了，知识分子比一般的小民，甚至比他们手下那些莽夫，似乎还更能派点用场。所以后来很多读书的江南名士，会对带来巨大社会动荡的新兴政治集团，对，就是紧密团结在以长脸如马的朱元璋为首的领导核心圈，会有巨大的抵触情绪。倪云林就这样子散尽家财，带着洁癖泛舟太湖，隐居去了。而其他人的下场，似乎比这个还要恶劣不少。
　　朱元璋在开国之初，认定自己是驱除鞑虏的民族英雄，所以他古怪地认为，元朝的一切，包括知识分子的审美，都应该摒弃，这种逻辑大家是不是有一点点熟悉？元末的王蒙，因为八竿子才打着的胡惟庸案，被朱元璋关在牢里，困窘而亡；一代浙派大师戴文进，好好在宫廷里画画，一着不慎，山水画面上搞了一个红衣服小人儿，立马有人举报，这种行为影射官员，莫名其妙被赶出皇城。新统治者的虚弱、敏感、惶恐和暴戾，使得吃文字饭画画饭的人人自危，只要进宫当差，即使手艺上再自信，肯定也有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感觉。这里面，不乏巨匠级的人物，例如上述的戴进，还有吴伟、林良、吕纪，等等等等。这一批人在画面上表达出来的集体审美，就是历史上争议极大的明初浙派。
　　这一派的特点就是尖锐、雄健、硬挺，全景式的仿宋构图，松针每一根都能扎到肉里去，同时大量使用已经被元朝文士主动放弃的绢来作为绘画底材，画面质地更为紧密完备，但是元朝那种悠然散淡的水墨趣味，被士兵一样的组织结构取代。今天大量存在于日本古典寺院中的屏障画，完整的体现了此种审美，老话，礼失求诸野，日本画圣“雪舟”，是一个比浙派还要浙派的妖孽，从他的画中，可以找到最为经典的浙派审美语言，乞读者不妨详查。
　　对水墨韵味的刻意追求，宋有端倪，南宋开始繁盛，到了元朝，因为工具的改变（绢本变作纸本），成了百年风尚，这种审美上的主动进步，被朱元璋这个出身社会底层的土包子完全破坏，明初浙派由于政治压力而被迫和虚假的繁荣，变得似乎不可一世，也使得六百年来读书人对浙派缺乏足够的宽容和体察。读书诸君啊，请想一想，政治高压下面，会有正常的审美吗？浙派的繁荣，多么类似于苏联当年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绘画”，那是上层规定的美学模式，画家，在这种高压下，和粉刷匠没什么两样，对了，在西方，这是一个单词。
　　如果以一个元朝画家的标准配置思维来看，例如钱选啊高克恭啊方从义啊这些雅人，明朝前面两百年，水墨这块儿，全活在狗身上了。要末年出来一个土豪董其昌，才算接了正脉。其实对浙派的诟病一直没有停止过，文人画家完全忘接了温良的传统，几乎就是在直接的倾泻辱骂了，这也可以视为对政治高压马后炮一般的抵抗。可是浙派，真的这么不堪吗？实际上，他们也从未停止过对水墨韵味的追求，他们的巨大的困境下坚持着对水墨造型的开拓，吴门画派的沈周文徵明，都隐约有着浙派的影子，唐寅更是一个以线条爽劲锐利著称的艺术家，但是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教养，和明初不同，所以得到的赞美要远高于前辈们。
　　一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