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刚
　　在江浙地区，活跃着一群立志公民教育、践行普世价值的中学老师，他们已然成为这个时代中学教育的希望，蔡朝阳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寻找有意义的教育》则是蔡朝阳教书十多年来对当下中国教育思索的结晶。
　　作为一名曾经的中学老师，我对此书中所阐释的教育理念有深切的认同，对其所描述的中学教师在体制内的窘境感同身受，对他在通往公民教育之路上的努力更是钦佩不已。蔡朝阳的这些思索与努力无疑为当下的公民教育提供了借鉴和范本，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中学教育的人关注。
　　因为爱自己，所以爱人类
　　读蔡朝阳的这本书，感受最深的是他对“教育”的理解。何为有意义的教育？在蔡朝阳看来，教育的本质是“拓展人的自由，使人获得突破窠臼与成规的勇气，叫人能够有力量去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他认为，在教学中，“最重要的在于破除迷信，树立个体”。他希望每个人都能独立思考，“说负责任的话，做负责任的事”，“都能逐渐向一个阳光下做事情的公民的身份转变”。
　　这种对个体生命、自由的尊重与我们所接受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有些对立，因而在中国往往被批判为“自私自利”。这种批判背后隐含着一种多数人的利益要大于个人利益的价值判断。与之相对应，社会上提倡的往往是舍小家顾大家的价值取向。而这种摒弃了个人主义价值选择的价值取向往往浮泛着一种泛道德主义的危险，隐含着极权主义的思路。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导引下，“博爱”这种美好的动机很有可能导致一场灾难的来临，所谓灾难不是由坏人带来的，而是好人造就的。
　　“博爱”必须建立在“爱自己”的前提之下，正如周作人所说：“我因为爱自己，所以爱人类，我因为爱妻子，所以爱妇女，我因为爱自己的女儿，所以爱世间的儿童。”也即是说爱是需要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而这也正是孔夫子所说的“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美国学者艾因·兰德就曾赋予“自私”以价值光辉，并将之命名为“自私的德性”。
　　基于这种崇尚个体自由与独立的公民教育的理念，蔡朝阳抨击高考制度对年轻人的束缚，神往教育多元时代的“民国范儿”；他在课堂中、教学活动中贯彻公民教育的理想，告诉学生事实及自己最真实的思考；他向学生推广阅读，在学校开设“人文大讲堂”，以期学生开启自己的智慧，“抵抗制度性的摧毁”，“保全自己正常的天性”。
　　受教育是要保全自己的天性，做最好的自己。因为，爱自己，才更能“释放与生俱来的创造力”，才是“幸福的源”。同时，每个人都做好自己，这个世界离美好就不远了。也许，这就是蔡朝阳理解的教育的意义所在吧。
　　坚守底线，以退为进
　　然而，在现有教育体制中推行这种教育理念却有相当的难度。因为当下的教育体制对个人有着强大的反噬能力，个人在体制之墙面前经常迷失自己并最终成为墙的一部分。
　　很多立志教育的青年人在其完成学业、踏入教育的开始阶段往往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他们一腔热血地企图改变这个教育体制，恨不得把其一身所学尽情教给学生，期望学生心明眼亮。
　　然而，日复一日柴米油盐的世俗生计，精神世界里彻头彻尾的孤独、周围世界里免不了的冷嘲热讽、再加上应试教育体制下的吞噬，不少人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淖之中，受到虚无主义的蛊惑，并进而由孤独的异乡人成为集体的合唱者，原本挖墙的人最终也成为墙的一部分，防止其他年轻异端者的侵袭，成为墙的捍卫者。正如墨西哥诗人何·埃·帕切科在《老友重聚》中所写到的：“我们已经完全变成，二十岁的时候我们与之抗争的东西。”
　　对此，浸身其中的蔡朝阳深有体会。面对这些，蔡朝阳也曾虚无、颓唐，甚至想跳出教育圈，“撤回高老庄老婆孩子热炕头”。然而，随着阅历的增加，尤其是做了父亲之后，在阅读自救中，在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切磋中，在陪伴儿子成长的过程中，蔡朝阳摆脱了这种精神危机，对教育由感性走向理性，由激烈走向温和，由批判走向建设，并身体力行，努力“在贫乏中寻找意义”。
　　蔡朝阳说，“我并不责怪每一个身陷其中的个体，也不把全部的责任推给体制。如果我们就是体制本身，那么，个人的些微努力，也与这个世界息息相关”。他认识到，要想做好一名老师，必须要有坚守的底线与人格的担当，而这就需要有底线的妥协。与其妄想进一步的改变世界，不如坚守自己的价值岗位而不被世界所改变。
　　在蔡朝阳笔下，不论是孤独持守的范美忠，还是有所不为的郭初阳，读起来都给人一种持之以恒的人格力量。正如里尔克诗中所言：“我们目睹了，发生过的事物，那些时代的豪言壮语，并非为我们所说出。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警惕启蒙，自然改变
　　说到“教育”，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一个词——启蒙。
　　关于启蒙，康德有经典描述：“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由此来看，最好的教育其实就是开启学生的理性，进而让学生习得自己独立运用自己理智的能力，教育是为了独立思考，是教人怀疑而非叫人信仰的。而这就决定了教育方式必须是开放式的，最好是师生相互对话相互交流式的，也只有在对话交流中才会有智慧的火花与灵感的降临。
　　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一些老师，他们急切的想要影响别人，试图挽救世道人心，因此在课堂上也具有明显的载道之念，在教育的方式上也往往是灌输而非对话与交流。其实，未经怀疑的淬炼寻得的真理也是伪真理。这种手段与目的的背离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其胸怀也往往是偏狭的，其信仰也常是虚弱的。
　　对此，刚多赛与甘地都曾有明确的表述。刚多赛说：“做好事是不够的，必须用好的方式去做。”甘地也曾表示：“手段的不纯洁必然导致目的的不纯洁。因为手段是种子，而目的是树。
　　不仅如此，如此教书的成果也是值得怀疑的，卢安克接受柴静采访时也曾说：“你想影响别人，是影响不了的，别人觉得你想影响他，就不接受了。”也正因如此，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才要重新阐释启蒙并赋予它新的意义与光辉。
　　蔡朝阳一直对居高临下的“启蒙”深怀警惕，他说，“孩子的人生是他自己的人生”，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在其成长的路上，陪他慢慢成长，做好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事情，我们所期盼的改变也就会自然而然的发生。正如雅斯贝尔斯的同胞卢安克在给孩子们的歌中写到的：“你们将要成为的人啊、要承担的事，我不知道。我无法给你定下一个目标路。我想做的只有陪伴着你一起在寻找的路上，一起去感受生活的滋味，共同经历。”
　　同样，蔡朝阳也悟得，“单向的灌输不是一种好办法”，他组织读书会，注重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让学生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说，“我不是他们的船长，但当他们航行在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旅程时，我愿是他们边上一丝微弱的光亮”。
　　成长路上受到这丝光亮照耀的学生有福了！
　　鲁迅曾说，“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如今，蔡朝阳老师毅然行走在通往公民教育的道路上，正是有了诸如蔡朝阳等老师的摸索与努力，这条道路才日渐宽广与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