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
　　今年5月29日收到郑州袁庾华的短信，问我可否为马立诚的新著《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写书评。我与此公有一面之缘，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此公虽然顽固维护毛泽东晚年思想，不赞成彻底否定“文革”和“大民主”，却也认同“程序民主”，并能取兼收并蓄态度，在郑州经营“思想沙龙”时邀请各派学者开讲；二是历经坎坷无怨无悔，时年65岁，精神抖擞，背个双肩包，坐火车硬座走南闯北。我应承他“看了书再说”。
　　遂请马立诚先生寄来该书。书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乃“博源文库·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之一种；我手里的已是第4次印刷了。
　　作者的宗旨，虽然是将他观察和研究“文革”结束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心得介绍给海内外关心中国发展动态的人们，也不讳言自己的社会追求和价值认同，却是以信史的态度在著述，警惕为个人好恶左右，力求客观忠实地陈述各种思想派别的基本观点和政经诉求。第一部分“主题”的第二章“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捍卫者——老左派思潮”，介绍了“老左派”的代表人物、自诩为“毛派”的政治思想与社会改革观点。相信袁庾华这个所谓“永远的造反派”，对马立诚给他的政治“画像”的可靠性是认可的。
　　作者对书的局限有清醒的认知，书名为“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只有八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界开始进入一个群雄初起的春秋时代”，但毕竟只是“开始进入”，只是“群雄初起”。书中八种“是在当前语境下能够在大众传媒上公开进行论述和博弈的社会思潮”，而非社会思潮全部。不要说那些极端主义与分离主义的暗潮，就是“文革”后公开影响民间社会生活的基督教思潮，也没有包括在述评对象里。
　　作者与出版者的态度非常严谨，与《中国不高兴》之类畅销书炮制者的作风不可同日而语。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题”，作者评述八种思潮。第二部分“专题讨论”，是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对马立诚上述主题报告进行评议的发言稿。比如，杨继绳认为八种思潮可以归结为两大思想体系，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李楯提请注意中国的社会思潮有三个维度，即指导思想演进史，思想改造史和思想解放史，并始终处于“整体世界”和“全球化”的语境之下；郑也夫提出“民间宗教”应该纳入思想史家的研究视野。第三部分则是对本书主题有参考价值文章的“相关链接”，有助于读者开阔视野，激活思考。比如，选取王笛的《加强研究下层民众思想》，可以对活跃于媒体的精英话语纠偏，至少可帮助我们意识到现有表达的局限；另有赵复三的《注重民间思潮的欧洲思想史》是向人们介绍欧洲思想史家可资借鉴的经验。可见本书具有很强的开放性，成一家之言，却并不独断自雄。
　　认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关注现实，纳八方风云于眼底，又实事求是，取学术中立而包容的立场，客观述评，不将个人爱憎情感卷入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潮流中而致使理性陷溺，社会观察家、政论家马立诚的文风，恰似宋人潘阆《忆余杭》词之十所云：“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除了学术道德规范，在具体内容上该书还有以下几点特别值得一提。
　　总体把握准确。作者在前言中已阐明，“这八大思潮有两个特点：一是‘问题意识’；二是这些思潮与西方社会思潮有密切的联系”。前一点不用多说，八种思潮都是要解答“中国向何处去”，既“望闻问切”，又开药方。关于后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根源于斯大林主义的毛泽东模式社会主义（即本书中所说的“老左派”），毛泽东时代被批为“修正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以及激烈批评资本主义、反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新左派，这四种思潮都是社会主义的分支，都来源于西方，是所谓“反西方（资本主义）的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与民粹主义思潮，其定义、阐释和研究的理论框架也都是来自西方，虽然也可以从中国古籍中找到若干“本土资源”。自由主义思潮，不用说更是标准的西方舶来品，以致在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与“人道主义”、“人权”等概念一样带有贬义，只闻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却并无对应的“无产阶级自由化”。至于第八种“新儒家思潮”，不过是西方文化保守主义的“中国特色版”。八种思潮之所以与西方“剪不断，理还乱”，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是对西方冲击的因应，全球化大潮席卷世界的如今更不可能“光荣孤立”。
　　有血有肉可读。虽说作者介绍的是社会思潮，而非象牙塔里的风云，原本与普罗大众有关，但每种思潮的流变梳理得这么清晰，简明扼要地概述其思想特点，又通过选择若干代表性人物及其代表性著作（言论），或呼风唤雨的典型事件来展开，颇有故事性，对于人们了解某种思潮的要点很有助益。如第二章讲“老左派思潮”，简述30多年来“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捍卫者”先后四波进攻，其决绝性一波高过一波，读来真有钱塘江观潮“万面鼓声中”的感觉。第一波，是围绕“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的交锋，主要在政界高层展开。第二波，是1989年风波过后，“老左派”认为清算改革开放的时机来了，就是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矛盾直接对准邓小平，却以“十四大”确立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主要是防止“左”而告一段落。第三波是“四份万言书抹黑私营经济”。“老左派”失去了利用报刊发表文章讨伐改革开放的“阵地”，就四处散发“万言书”，以便影响公共决策。第四波，似图穷匕首见，“老左”不仅写“公开信”，还利用网络和海外媒体，迳直呼唤再来一次“文革”。年逾九旬的前冶金部副部长马宾自费印刷的《纪念毛泽东》，公开提出“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梅俏所著《毛泽东的“珠峰”》，高调歌颂“文革”。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则在2011年6月15日为英国BBC撰文，极力为“文革”辩护，并在随后发表的《重庆模式成败与中国政治前景》一文中，大骂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广东。我虽然关心时事，却轻蔑地对待这些“老左”，不大关心他们说了些什么。读马氏此书，虽谈不上惊心动魄，却也有满纸烽烟之感。
　　考辨正反异同细致。诚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言，“这八种思潮，或部分重合，或彼此分立，或激烈争辩”。应该说，不仅其存在与涌现客观上都有“合理”（合乎逻辑）的社会基础，而且对于社会问题的认知也都有一定的合理成分，至少在理论上有相反相成的影响，在对现实的判断上可起警钟作用。比如，作者虽然不认可“老左派”要走回头路的政治主张，认为其开错了药方，但承认他们对现实问题的敏感，对底层民众疾苦的关切，特别是对贫富悬殊、腐败丛生的抨击，有相当的民意基础，执政者若能从中听取社会怨声，可以促进政改和社会公正，纾缓一部分人的焦虑，防患“仇官、仇富”的民粹主义抬头。
　　作者在第三章《新左派新在哪里》里，开宗明义就是辨析“新老左派有什么区别”。新左派不再热衷继承斯大林主义的苏联遗产，也很少操弄“阶级斗争”、“计划经济”之类话语，他们引用的主要是西方新左派如“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不同于老左的唱“旧时曲”，反而打扮得很时髦，但他们共同之处是反“市场拜物教”，反全球化，嘲讽与现代性相关的启蒙与理性精神，也有部分新左赞赏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作者对中国大陆“新儒家”与海外“新儒家”的相承与相背，对其代表人物、活跃分子蒋庆的建立儒教政权、张祥龙的建立儒家文化特区、康晓光的“儒化中共”、陈明的“公民儒教”等主张都有介绍与评点，使读者对“国学”复兴中这些“王者师”般人物的高见与对策一目了然。
　　关注源流与演变。作者对众说纷纭、定义模糊的“民粹主义”，尝试性地归纳了它在当代中国的六大内容，一是极端平民主义；二是反对代议制民主，主张直接“大民主”；三是“均贫富”，要求结果均等；四是鼓吹“革命道德”高于法律；五是在反对权威主义与精英主义的同时，极端崇拜魅力型领袖；六是不耐烦渐进改良，而热衷于暴力和推倒重来。作者让我们注意到，毛主席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报告中也曾反对民粹主义，即“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这个民粹主义的定义是列宁反对俄国民粹派时讲的，毛泽东拿过来了（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页）。对于思潮演变的描述，莫过于“新左派”令人惊诧。新左派一直是反市场、反全球化的，当然也就反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反对中国加入WTO；然而自从2008年提出“中国模式”之后，新左派一反过去对改革开放的质疑与批判，一拥而上盛赞“中国模式”，成了国家主义者。学术分析不能一概以政治投机视之，作者寻找其内在逻辑，揭示其理论源头如德国施米特主义等。
　　马立诚在前言中说，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构建有利于思想创新的宽松环境，是促进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经途径；当今中国各种思潮的交流、交锋与交融，是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创新的新气象，也是软实力喷涌的源泉。不说这么宏大的宗旨，最起码的，让各种思潮平等交流，百家争鸣，有利于面对利益分化、文化多元的现实，就解决当下重大的社会问题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