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灵
　　1998年11月，在牛津大学布拉斯诺兹学院举行的“坦纳人类价值讲座”中，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向听众抛出一个疑问：“是否有金钱无法购买的东西？”
　　彼时，美国各个领域正在经历市场进程，并为社会积累起巨大财富。私人（私营）监狱的兴起，政府和大学的商业化，一切都在展示着“市场化”这一重要且强大的社会政治发展趋势所带来的改变。市场以及以市场为导向的思维方式已逐渐延伸至从未触及的社会生活领域。于是，对上述问题，桑德尔作答说：“很遗憾，金钱所不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并进一步指出，“总的来说这种市场化发展趋势并非有益，必须加以遏制”。
　　在十几年后的今天，美国俨然是一个高度商业化、市场化的社会，桑德尔所提及的市场化趋势不仅没有减退，反有愈演愈烈之势。越来越多国家卷入市场的浪潮之中。
　　桑德尔在新书《金钱无用之地：市场的道德限度》(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中不禁再次警惕世人：“虽然人们理所当然认为市场规范并不适用于诸如家庭生活、友谊、健康、教育、自然、艺术、体育等各方面，但事实是，市场早已侵入这些社会领域……我们已经从市场化经济进入市场化社会。”
　　花钱买排队优先权，教科书上印上商业赞助标识，学校用金钱鼓励学生取得好成绩，药厂利用金钱促成人体试验，器官买卖，用买血取代捐血……桑德尔列举的生动案例旨在引起我们对市场的重新思考：一切是否都能用金钱来衡量？市场的道德界限在何处？
　　桑德尔并不否认市场作为组织生产、制造繁荣的工具这一重要作用，但他明确指出，市场并非生活全部。正义、公正、平等、社区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责任感等等，这些我们历来所珍视的“非市场价值”正在被“市场价值”逐渐排挤替代。曾被我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金钱无法购买的东西，正遭受市场的侵蚀，甚至连人的“生”与“死”也无法逃脱厄运。
　　正如书中举例道，美国大学的布告栏中常贴有招引人们捐献精子卵子的小广告，并对那些GPA成绩高，或是犹太后裔的捐献者们予以更高酬金；一些精子银行会在假期进行优惠打折活动以吸引顾客，促进销售量。“生命之源”被肆无忌惮地进行兜售。而美国的一些寿险保单贴现公司每年能从垂死者那里获取稳定收益；高盛及其他机构甚至发行“死亡债券”，将“寿命”视为投资产品，以寿险债券的形式，转“保障”为“投机”。
　　面对这样的社会，桑德尔认为，其市场化体现在两方面：“非价值判断”和“效率”。比如，每当涉及对公共设施服务（如图书馆、公共电台）进行的资助问题时，“无判断主义”(nonjudgmentalism)势必抬头——人们对于“价值”的判断意见不一，无人能以权威姿态指出他所理解的“公共利益”究竟指的什么。由于缺乏一个权威基础，政府无法向人们开征税收，并将资金投入这些公共服务当中。于是，所有物品/服务都被置于自由竞争环境，服从于市场规则之下：如果这些公共服务提供者，通过向消费者提供图书馆服务和广播节目，并从中获得盈利，就说明这些服务是人们真正需要的。反之，这些所谓公共服务提供者，只是简单说教而已，假装他们比大众本身还了解什么是对他们有益的。正是这种对具有公共属性的服务或物品的价值的“无判断”，破坏了它们原有的“公众利益”本质，为它们贴上价格标签。非市场价值逐渐被市场价值排挤在外。
　　而有关效率的问题，则更为我们所熟悉。将市场规律奉作信条的人们认为，市场机制的分配最有效率，充分竞争的市场可以导致生产效率最优、社会福利最大。但桑德尔在书中列举以色列一所学校作为事例反驳：该学校常发生家长没有按时接送子女的情况，老师不得不延时加班，因此学校对这些家长实行罚款措施。按照市场规律，由于代价上升，家长迟到的情况应该有所减少。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罚款之后，家长迟到的情况更加严重。原本家长因为迟到所产生的不安和内疚，现在因为罚款，变成理所应当。学校反而成为服务方，必须为迟到的家长们延长照顾孩子的时间。这说明，当“罚款”将一种原本属于社会性的相互协作变成一种商业交易时，试图通过增加“机会成本”来阻止某一行为的发生就会失效。
　　令桑德尔忧心忡忡的，首先是市场的破坏性，即其所引起的堕落和腐败。他认为，市场进程大大扭曲了社会行为规范，甚至有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解释说，金钱将改变某一种社会关系的本质。其中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友谊”：人们可能会将医生、出租车司机等提供的友好、亲切的服务视为一种类似友谊的关系。然而，这种关系与“友谊”截然不同。金钱已经将此类关系的价值转换为“交易”性质。那么，长此以往，“友谊”是否最终将荡然无存？因为我们知道，友谊存在的基础，正由于它们的不可以被买卖性。于是，桑德尔告诫我们，“不要将人性（包括仁慈、博爱的感情）仅仅作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
　　其次是市场的不道德性。桑德尔认为，即使是市场，也有其所应该遵守的道德。比如，一方拥有钱，而另一方有一颗机能正常的肾。双方都希望获得对方所拥有的东西。于是通过有“效率”的市场化交易，各取所需。虽然这种交易貌似基于双方自愿，是互利平等的，且能同时满足对方需求，但其实双方处于不公平的地位和背景：卖掉自己肾的人，并非出于真正自愿，他其实是“被迫”。这种被迫缘于自身处境的经济需要——金钱。这里所潜藏的论点，并非针对交易的自愿性，而是其公平性——为什么只有一些人不得不售卖自己的器官或者出卖自己的身体以换取金钱，而其他的人却并不需要如此？
　　谈及这里，当我们试图回答桑德尔所提出的问题时，就必须对事物的意义、目的以及其价值进行一番深思熟虑。“这样的思考不可避免会涉及到对‘美好生活’所持的不同观点以及由此引发的争执。这常常是我们所惧怕涉及的。正是因为对分歧的恐惧，我们犹豫不决，迟迟不愿将所秉承的道德及精神准则公之于众”，桑德尔强调说“然而回避这些问题，只会变成市场替我们做主，商业最终将破坏大众利益”。
　　桑德尔指出，民主并不需要绝对的公平，但是需要人们在日常生活能享有公平。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来自不同背景和社会阶层的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有接触、交流的机会，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学习如何协调并容忍相互之间的差异，并且关注“共同的善”。
　　归根结底，对“市场”的疑问，是对我们所希望生活在何种世界的设问。虽然桑德尔最终并未提出一个有效的方法，告知我们如何使以价格为导向的市场交易行为更为正当有效，我们眼前的世界却更加清晰：以道德为鉴，为市场划定其应有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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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险保单贴现 (viatical　settle-ment)或生命安置 (life　settle-ment)
　　在英美等地已有数十年历史，原意是容许一些买了寿险，但不欲继续投保，或需套现应急的人，将其保单转售予第三者，由买家继续供款至投保人身亡，领取保险金。现在，银行以折让价向垂死者大批买入寿保，而保单价钱则视乎投保人的年岁而定，年岁愈大，出售的价钱就愈高。而银行收购价，比投保人提前向保险公司套现所得更多。之后，银行会将保单捆绑包装成债券，即“死亡债券”，卖给其他投资者。当中牵涉的不同病患及预期死亡年龄，就是厘定此债劵投资级别的因素。最后，当投保人去世，投资者便会获得赔偿。换而言之，投保人愈早逝，投资者所得的回报理应愈高。相对来说，投资者要冒的风险，就是投保人比预期中长寿，最终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