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敏志
　　1965年，当北岛迈进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北京四中校门时，才发现这里并不是天堂。除了繁重的学业外，每天被骑进学校的高级进口自行车，飘荡在耳边的高层小道消息，以及每周末只有高干子弟有资格参加的会议，都让他感到莫名的自卑和压抑。而在同时，所有人的衣着却又都很统一和朴素，甚至朴素到了可疑的地步，显得很“平等”。这让北岛感觉很不对劲：“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直到文革的某天，北岛走进教室，忽然大吃一惊：高干同学们已经摇身一变，披上了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呢制的将校制服，脚蹬大皮靴，腰扎宽皮带，手臂上的红卫兵袖标红得耀眼。红色贵族们的这身华服，瞬间将自己与其他同学截然区分开来。这时北岛才恍然大悟，之前自己的压抑，原来就是来自这种隐而未发的优越感——终于，它“卸去朴素优雅的伪装，露出狰狞面貌。”
　　《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是18位亲历了文革的四中学生的回忆录。由于书中大部分作者都属于寒门子弟，所以文革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他们的共同记忆。比如在王祖锷看来，当时阶级路线被贯彻得越来越严格，无论是上学、参军还是工作，都要看出身，家庭背景不好的人处处受限，根红苗正的人则享有很多便利，“人与人的不平等到了如此地步，有些人还是不满足。”赵京兴则说得更大胆直白：“按照教科书和老师的讲法，社会主义社会是个美好的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事实并非如此。”
　　用不平等、压迫等常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词来描述社会主义社会，这乍看起来很令人惊讶。但正如卡尔·波普（Karl　Popper）所说，即使在共产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后，马克思预言的“无阶级的社会”也不会出现，因为就在推翻旧政权的那一刻，“手握权力的人很快便会组成一个新的贵族或官僚阶级，并成为这个新社会的新统治者。”他们会极力掩饰这一点，而最好方式莫过于保留并利用原有的革命意识形态，充分利用它，“一方面，使这些新统治者的权力合法化，并不断得到加强；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精神鸦片’来麻痹无知的民众。”
　　高干子弟和寒门子弟之间的利益冲突，才是产生全国性红卫兵运动的社会基础，文革也是当时“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建国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只打击了旧社会的统治阶级，红色贵族的权力则乘机无限膨胀。统治者虽然换了，但统治结构却没改变——就像中国历朝历代农民起义后出现的情况。不知不觉间，人民内部已经形成了四个阶级。四中学生就是当时社会结构的缩影：高干子弟的地位最高，工农兵和普通干部子弟次之，知识分子的后代再次。“黑五类”子女则早已沦为贱民，绝对进不了四中。
　　文革开始后，高干、工农兵、知识分子二代都组成了各自的红卫兵组织，分别称为“老兵派”、“四四派”和“四三派”。虽然这三派红卫兵都使用相同的革命话语，一眼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区别，但只要从他们的具体行为和立场来分析，就能看出这三派红卫兵其实有着各自明确且迥异的政治诉求。
　　“老兵派”又被称为“第一代红卫兵”，顾名思义，他们是率先投入文革浪潮的。由于能通过家庭在第一时间了解高层政治动向，他们可以先发制人。文革初期是“老兵派”的天下，他们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著名口号，并由刘辉宣谱写成《红卫兵战歌》，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随后的3个多月时间里，全国围绕着“血统论”和“出身论”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虽然当时所有社会资源都已经向红色贵族们倾斜，但他们还是不满足，担心“狗崽子们要翻天”。所以，他们要利用文革，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对于这个意图，“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寒门子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们暂时敢怒而不敢言。
　　“老兵派”的行动紧锣密鼓。6月初得到毛泽东有意废除高考的内部消息后，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的十几位高干子弟立即起草了“废除现行高考制度”倡议书。此倡议书由刘源提交给时任国家主席的父亲刘少奇，并随即见报。这份倡议书称，高考制度“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来的教育方针。”但其实“老兵派”更隐秘的动机是借由废除高考，彻底堵塞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渠道，建立某种“社会主义门阀制”，让红色贵族们世代掌权。
　　但是，风光了几个月后，毛泽东在8月5号忽然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和整个官僚阶层，并随后解散工作组，却使得“老兵派”的形势急转直下。我们至今无法确定，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究竟是缘于对官僚阶层的不满，还是为了打击政治异己，攫取更多个人权力，或者仅仅是出于一种革命理想主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此举为之前被压抑很久的“四三派”、“四四派”，即“第二代红卫兵”的横空出世扫清了障碍。尤其是8月18日受到毛泽东亲自接见后，“四三派”、“四四派”红卫兵更是强烈地感觉到，毛主席是支持他们的。他们因此陷入领袖崇拜的迷醉中无法自拔，并在随后肆意“倾泻我们无情的暴力”，直至掀翻天地。
　　“四三派”和“四四派”（寒门子弟）的政治诉求与“老兵派”（高干子弟）针锋相对。前者要求的是“打碎特权阶层”，剥夺红色贵族的权力，“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遇罗克的《出身论》是“第二代红卫兵”的政治纲领。在他们看来，刘少奇是支持“血统论”的，代表官僚阶级的利益；而毛泽东则是支持“出身论”的，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他们强烈要求打倒刘少奇。作为精神领袖，遇罗克始终对毛泽东抱着很复杂的感情。但是在“血统论”横行太久的情况下，除了支持毛外,实在是没有其他选择。在遭逮捕并被处决前，遇罗克还将一封长信交给牟志京保管，“在今后情势允许时，交给毛泽东”。
　　总体来说，在所有的红卫兵派别中，“老兵派”是相对来说是最“理智”，破坏性也是最小的。暴力毕竟只是他们用来显示自己“革命性”的手段而已，对于这个迟早会从父辈那里继承过来的江山，何必要将其打得千疮百孔呢？“老兵派”希望的是文革不要持续太久，达到目的即可，见好就收。但“四三派”“四四派”中的很多人则纯粹是为了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而投身文革，是为暴力而暴力。在著名“红八月”里，他们走上街头集体狂欢，一时血雨腥风。本着“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四三派”、“四四派”由一开始反对“老兵派”，反对官僚阶级，进而发展到反对社会的一切秩序，无论它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这种破坏一切社会秩序的狂热被黑格尔（G.　W.　F.　Hegel）称为“否定的意志”，这种意志“只有在破坏某种东西的时候，才感觉到它自己的存在”。通过无止境的破坏，他们暂时获得了一种空虚的自由。“这种意志以为自己是希求某种肯定的状态，例如普遍的平等，但是事实上它并不希望这种状态成为肯定的现实，因为这种现实会马上带来某种秩序。”他们担心一旦文革结束，旧有的金字塔形等级制便会死灰复燃。他们渴望的其实是真正的社会平等，但“这观念实现的只能是破坏性的怒涛”。
　　单从力量对比上看，寒门子弟人数远远胜过高干子弟，所以前者能在短时间内扭转局势。但权力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奥尔森（Mancur　Olson）就曾指出：“比起大集团来，小集团能够更好地增进其共同利益。”文革初期的“老兵派”由于人数少，容易统一行动，所以局势始终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但“四四派”、“四三派”则由于人数众多，在短暂的一致对外后，便无法统一行动，反而分裂为很多小派别，为争权夺利而开始倒戈相向，武斗浪潮随之席卷全国。
　　发展到最后，红卫兵运动渐渐脱离了追求平等的初衷，只剩下野蛮的权力斗争。有的人始终一往无前，最终碰得头破血流，甚至肉体湮灭。有的则被现实的血腥和残酷所深深震撼，开始阅读各种书籍，并痛苦地思索这场运动的意义。毛泽东也意识到不能再这么下去，于是便提倡上山下乡，把红卫兵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借此稀释其破坏力。于是1968年，一批批的红卫兵带着困惑和失落，经火车站离开一片狼藉的北京城。他们完全没意识到，远方荒凉且贫瘠的农村将成为他们的炼狱。
　　在“四三派”、“四四派”红卫兵看来，文革中的他们是“为争取平等而斗争”，若非他们挺身而出，中国早就建立起严密的金字塔形等级制了。而在“老兵派”看来，他们在文革中始终代表着一股稳定的理性的力量。他们在“红八月”局势失控时组织“西纠”，通过一系列行动试图阻止流血事件的蔓延。随后更是成立了“联动”，公开反对“中央文革”，甚至还要“打倒江青”，并“彻底批判毛主席的错误路线！”这难道不是有反文革的正面含义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方都能从自己的角度来为自己辩护，这是文革以后，很少会有红卫兵进行主动反思的根本原因。
　　而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红卫兵（知青）所受的种种磨难和不公待遇，则使他们转而认为自己才是文革中真正的受侮辱与损害的人，由于这苦难，之前犯下的罪恶似乎都可以一笔勾销，“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身份也在不知不觉间被完全颠倒过来——这是永恒的规律：比起加害行为来，人类更容易记住的是受害体验。
　　也许文革的唯一贡献，就是让大部分人看清楚：国家社会主义不但不会带来物质财富，甚至连其最引以为傲的“人人平等”，也不过是张空头支票。变革与开放的力量正是在最黑暗的岁月里开始抬头。但有些问题似乎永远难以解决：1968年“四三派”和“四四派”斗得血肉横飞时，一个已失势的“老兵派”同学依然无比高傲。他极为自信地跟北岛打赌“二十年后见高低”，并称“你们有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看将来是谁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