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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愁”
本报评论员:左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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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情感,人们似乎从来不怕把话说满而招致怀疑,也不惧被人笑话,那就是对故乡的爱恋。相对于亲情的素淡,对故乡的爱恋,算得上是一种表达起来更加无需顾忌的情感。思乡病和相思病一样流行,它甚至也被用于表达某种时代的病征:“乡愁是一种现代病”。
  那么,到底什么是乡愁呢?在原初的含义里,乡愁似乎仅仅就是一种纯粹的距离。这距离关乎到空间的分离,也关系到时间的远去,直至生离死别的痛苦。
  “父母在,不远游。”在过去,人们对于远方,对于陌生的世界,总有莫名的恐惧,客死异乡是一种耻辱。这不仅受制于古代传统的伦理观念,其实也缘于现实中交通不便的限制。
  现代社会,铁路、航空、公路的迅速发展,人们已经不再惧怕距离,直至今天发达的网络信息,某种程度上,距离几乎已经消失了。不需要引用鲍德里亚,或者任何其他后现代哲学的句子,距离的确在现代生活中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有时候它仅仅是意愿的借口而已。
  不过,即使没有了距离,乡愁似乎也并没有消失。反而,如果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它甚至越来越受欢迎,成为现代人矫情和抒情的工具。虽然此时的乡愁绝非彼时的乡愁——它是没有距离的乡愁。
  可是,没有客观的距离,又如何造就乡愁呢?这只有一种可能:现代世界让距离消失,同时也让距离加固、更远。
  在传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里,有条不成文的共识,即人类学家的调查尽量避开自己所熟悉的世界。这不仅是为了避开不必要的伦理困境,同时也是为了有利于调查者经历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发现更多“局内人”所无法洞悉的事物,并有利于调查者顺利地“跳开”,保证调查的客观性。所以,以故乡为研究对象的人,总是需要有几分勇气或傻气的。
  研究熟悉的世界所产生的学术困境,在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里曾经有过特别的论述。他与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对比,应星发现自己讲述的故事,是为多数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世界。这样熟悉的世界,如果仅仅以故事的叙事模式直接呈现,那将不会产生任何“陌生化”的震慑感。于是,应星在这本研究故乡的著作里,特意运用了一种“复调”模式,即在故事之外,加入异常丰富的理论阐释。
  跳出专业上的顾虑,我们来大胆地想象这条“共识”背后的心理动机,它可以被概括为一句话:现代科学不适合研究故乡。这点让人想起海德格尔的现代技术论:现代科学活动中,存在者总是被强制性的作为可计算、可把握的“客体”来呈现。此时,人是实施强制的“主体”,而现代科学活动中的“主客关系”就是“主奴关系”。
  试想,谁会愿意把自己的故乡作为奴隶呢?而谁又愿意把故乡作为实验的白鼠,无情地剖析故乡、并公开它所有的“秘密”,以至于不顾它可能遭受的羞耻呢?——这难道不需要极大的勇气,或者一定程度的无知吗?至少,从常理的角度来说,没人愿意告诉外人,故乡里无知的村民,甚至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曾经愚昧地杀死自己的婴孩,曾经在树荫底下像狗一样偷情。
  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记录过这一困境,当他的文章引来外国媒体关注本来寂静的村庄时,村民无法理解他,“让中国的农民伯伯们发现自己并不光荣的辛酸生活被我‘曝光’了”。
  不过,问题远比“常理”复杂,科学研究形成的“主奴关系”,暗示研究者从研究一开始便站在“主人”的角度,试图改变、控制故乡。
  为了避开这种困境,那些研究故乡的人,除了宣称不受科学的动机驱使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避开科学的目的,研究者只能以各种情感的、政治的理由替代,否则只能以“泛科学”的说法,强硬地把自己作品称之为科学研究。
  研究者不以“主人”的优越感看待故乡,试图以平等的情感缘由重新融入乡村。但无论如何,他已经不是曾经的少年,可谓“乡音无改鬓毛催”。试想下这个过程吧:研究者离开故乡多年,学得一身本领,然后再返回故乡,但故乡已经陌生,他以忧虑的、愁云惨淡的姿态书写故乡。这种“愁”不是古老的“乡愁”,而是“愁乡”:愁故乡旧颜不再;愁故乡旧习未改;愁故乡新人未继。
  这是现代世界里独有的“新愁”,也是我们时代特有的新“乡愁”。它同样源自距离,只是这距离不是因为时空的阻隔,而是因为研究者与故乡之间在思想、情感上人为的隔膜。毕竟,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却已经不是原来的月亮。
  1938年,费孝通先生在家乡做社会学调查。他伤感地总结道,“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不过,在他看来,这是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必然付出的代价,是一种历史转型的阵痛,“这是我们迟早必然面临的国际问题的一部分”。几个月后,费孝通把他的结论带到了英国伦敦,并最终变成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在序言里,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描述了费孝通心里的矛盾:“费博士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爱国者,他不仅充分感觉到中国目前的悲剧,而且还注意到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祖国,进退维谷,是西方化还是灭亡?”
  对于费而言,在英国,中国是他的乡愁,在中国,江村是他的乡愁。时空变换之后,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费氏乡愁的内容:是对于故乡前途未卜的深切忧虑。这种忧虑影响了整整几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于乡愁如果不与命途多舛的近代中国相联系,似乎便无以表述。但是,无论再怎么忧虑,这背后总带着几分知识分子无法掩饰的骄傲和优越感。在费的眼里,所谓的研究永远只是手段,只为民族复兴、改造家乡,使其融入现代化做准备。
  到了20世纪末,中国的社会学家们开始变得更加从容。同样是研究故乡的著作,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开始把故乡当成真正的“研究对象”,故乡是为科学理论目的服务的“手段”。一定程度上,这本著作显得冷酷而缺乏人情味,它是以故乡为主题,但却无任何“乡愁”的著作。但是,很奇怪,正是这冷酷,这本著作却是我阅读过的所有故乡研究著作中,在最大程度上肯定农民智慧、地方知识的著作。书中,以许老师为代表的农民精英,与现代官僚体系周旋的智慧是著作试图挖掘的重点。
  两相比较,应星的冷酷是对费孝通的忧虑的反抗。不过,很可惜,关于故乡的著作,大多“乡愁”有余,肯定不足。无论是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还是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都是新“乡愁”的直接产物,他们“愁”的太纯粹,以至于著作失之于简单。我们可以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概述他们的“乡愁”:城市化带来了乡村的衰败,所以很愁;乡村缺乏民主生活,所以很愁;乡村经济不够富裕,所以很愁……总之,故乡难以跟上中国现代化的脚步,所以一愁再愁。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这两本研究故乡的著作,也正是由于这种简单化和纯粹,给读者带来了最大的震撼。
  “乡愁是所有痛苦中,最高尚的一种痛苦。”赫尔德的名言或许能够部分解释纯粹、简单的乡愁的动人之处。很多时候,乡愁是思想的源泉,甚至也是良知的孕育之所。但是,乡愁作为一种特殊的痛苦,其复杂性却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1964年,在一次访谈时,阿伦特宣称与故乡德国的关系,只剩下她与德语诗歌的关系。如果,无法体会乡愁的复杂性,阿伦特的回答只能让人感觉其对故乡的无情“背叛”。无独有偶,上个世纪的50年代,面对故乡阿尔及利亚的叛乱,加缪陷入道德的困境:他一方面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同样反对暴力战争。这一复杂的困境使得在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上,他无法采取一个简单的立场。结果,他两边不讨好,成为“异类”。
  或许,我们可以稍许改造下赫尔德的名言:乡愁是所有痛苦中,最复杂的一种痛苦。这种复杂性,其实就是现代性的复杂性:它带来极大的物质富裕,同时也摧毁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然纽带。这也是新“乡愁”的复杂:我们期望故乡永远保持童年里的模样,但同样害怕故乡一成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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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9 版:观察家·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