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人口首超农村人口的确是这个国家发展的一座里程碑。中国社科院不久前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即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此研究的结论之一是，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
　　城市化对于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已经成为拉动中国发生巨大变迁的三驾马车，而这三者又是相辅相成的。
　　但是我们不应该忽略一个数据，在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同时，流动人口规模达到历史新高，2011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这2亿多人主要是从乡村向城市单向流动，也就是说，这2亿人是算入城镇人口中的。如果从现有的6.91亿城镇人口中，减去2亿的话，还能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城市时代吗？
　　当然城镇化快与慢的判断不是简单、粗暴的人口数加减。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在高奏凯歌的同时，不要忘记其实我们还有2亿多 “半城镇人”。
　　这2亿多 “半城镇人”的特点是：他们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村人；他们住在城市，但根在农村；他们候鸟般迁徙，为生存其中的城市贡献价值，却无法享受城市给予的福利。
　　用图画描述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城镇化的过程，如同一个杠铃，一头是农村，一头是城市，中间横杠就是流动人口。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0%的时候，正常情况下，就是一个左右匀称的杠铃，两头一样大，然后城市人口越来越多，意味着城市那端越来越大，农村那头越来越小，变成了不对称的杠铃。而中国城镇化则不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那头越来越小，城市那边也没见变大，变大的是中间的横杆，最后杠铃可能变成了一个橄榄球。这种城镇化结构，我们称为“伪城镇化”。
　　称其“伪城镇化”，原因是我们人为设置了很多进入城市的门槛。当然不少门槛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比如户籍等，围绕户籍等背后集结的众多利益，又让改革举步维艰。除了这些固有的门槛外，在当下，我们不少城市的管理者又制定了逆城市化的政策和举措，比如拆除打工子弟学校，用行政政策或者产业政策来挤压外来低收入者的生存空间等等。这些城市管理者遵循的依旧是“城市是城市人的城市”，他们始终没有明白，城市到底是谁的城市。答案很简单：“城市是所有居住在其中的人的城市。”
　　而且城镇化的核心不仅是城，而应是城与乡的统一。城镇化的目标不仅是城市人口所占比重的迅速增加，而应是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所以，真正意义的城镇化不仅仅是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而是生产要素双向、自由的流动。但实际情况是，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无论是显性成本还是隐性成本都是高昂的。在许多省市，实际成本甚至高过了跨国流动。“十二五”规划已经明确提出，“加快消除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在这个意义上，尽快出台包括推行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在内的政策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