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馥李 张宏 王井怀
　　现在，能逛一会儿大街，也是很奢侈的事情，赵文俊觉得。
　　赵文俊是乌兰巴托一家中餐馆的厨师，三个月前，经朋友介绍，他从二连浩特来到乌兰巴托。从走进餐馆起，他所有的时间，都待在饭店。
　　因为，从来的第一天起，赵文俊就被告知，晚上不要一个人出去，虽然原来也接触过蒙古族，但来到了乌兰巴托，他早就听说，蒙古人很不喜欢中国人。“毕竟是人家的地方，小心一点好。”赵文俊说。旁边，该餐厅的王经理，轻轻笑了一声说：“其实也没那么夸张”。王经理来蒙古已经有四五年了，他说，中国人和蒙古人，偶尔会发生一些冲突，有时候其实是中国人的过错。
　　排斥华工
　　赵文俊的担心，其实是初来蒙古的中国工人共同的担心。在蒙古，中国工人，已逐渐演变为一个敏感的字眼。虽然并非人人都会遇到，但曾经发生过的几起事件，经过人们口口相传，听起来颇让人害怕。“晚上街上有很多蒙古醉汉，看到中国人，会欺负你的。”刚来到蒙古，记者的朋友也这样提醒。
　　蒙古大业创业房地产公司董事长赵巨荣，则明确告诉记者，近些年，蒙古蓬勃发展的房地产业，需要大量技术工人，吸引了不少中国人来到蒙古务工，排斥中国人的事件，在乌兰巴托不是新鲜事儿。
　　其实，凡是爆发冲突，很难说清楚原因在哪一方。赵巨荣说，只要及时发现处理就可以。遗憾的是，很多施工队伍，本身管理松散，疏导不力，让内部纠纷演变成外部问题。
　　很多时候，多是从语言不通，相互误会而来。来蒙古务工的，以中国南方人居多。南方人说话往往语速快，语音高。而蒙古人说话声音不高，只有吵架的时候，才会提高声音。在近距离接触时，蒙古人常常会误认为中国人是骂他们，误会经常发生。
　　另一方面，很多中国工人也有问题，一些人歧视蒙古人，嘲笑蒙古人懒散或酗酒。或者说一些诸如“中国发达蒙古不行”、“蒙古曾经是我们的领土”等等，而这些话，往往是蒙古人非常反感的。
　　赵巨荣说，工人们毕竟是在异国他乡，很多施工队伍，本就是老乡团，这样的队伍，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开始时，如果一两个蒙古人跟这么多中国人冲突，当然也会吃亏。这时，蒙古人就会给一些极右翼组织打电话，一个电话，往往一呼百应。到这种地步，性质就不一样了，成了打群架。
　　从去年到今年，在中国商人的建筑工地，均发生过中蒙两国工人的冲突事件。而一旦发生类似事件，中国人往往会被拘留，大使馆出面都没办法，因为只要动了手，就犯法了。今年，乌兰巴托某处建筑工地，就爆发了一起类似的冲突，幸亏建设单位报警及时，没有酿成大事。当时，参与打架的有20多个中国人，而蒙古人，则叫来了“大亚蒙古”组织的70多个人，最后5个中国人被打伤。
　　近几年，蒙古出现了多个有反华倾向的组织，比如大亚蒙古、蓝色蒙古、世界儿童保护等，都是合法组织。在极右翼组织的衣服和车子上，公然挂着纳粹的标志。不过，一些组织并非只反对中国人，而是针对所有的外国人，只不过在蒙古的外国人中，中国人始终是最多的。
　　这样的组织人数有多少，难以准确描述。在蒙古采访的几天内，不同的人给出不同的答案，有的说几十人，有的则说有几百人。他们并非没有工作，平时也上班，遇到事情，则相互联络迅速聚集。
　　“讨厌”中国人
　　蒙古国内蒙古商会会长刘巴特尔分析说，蒙古人确实不太喜欢中国人，这是客观现实。在蒙古的一些公共场所，常常能感受到这种不友好。一些出租车司机，会拒载中国人。乌兰巴托郊外的旅游点，如果是中国人，则会提高收费。
　　刘巴特尔说，蒙古人有一种很奇怪的心态，在经济上，他们很依赖中国人，常常要求中国人帮忙。而在政治上，只有说中国人不好才有市场。竞选议员的时候，没有人敢说我和中国人是哥们儿。有的蒙古官员和北京的朋友说，虽然我们开会的时候反对中国人，但这是搞政治，请不要在意，我们还是朋友。
　　当然，也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威胁论的蒙古版本，大意是说，中国收了港澳，马上要收台湾，之后就是蒙古。这个论调听起来很荒唐，但在蒙古却很流行，并被一些排华组织加以利用。
　　刘巴特尔说，说排华或许有些夸张，但蒙古对中国的防范心理，却是从政府延伸到了民间。曾经的历史纠葛，再加上70年的隔绝，在一些蒙古人的思想意识里，中国就是潜在的敌人。于是，蒙古的议员，总爱拿中国说事儿，用抵制和限制中国，博得民众的支持。
　　2008年前后，到蒙古务工的中国工人日益增多，形成了一股中国民工潮。当成群结队的中国人出现在乌兰巴托街头，这个国家感受到种种不适。而多数中国工人，由于没有经过培训，并不懂得尊重蒙古的生活习惯。经常能见到的景象是，穿着不整洁的中国人，在街上喧哗吵闹。
　　还有一些中国劳务中介的诈骗行为，也影响了中国工人的形象。很多劳务公司，通过中间人，跑到四川、河南招募工人，甚至还收取工人的中介费。可是到了蒙古之后，工人们才发现很多项目是假的，只好找大使馆解决，产生很坏的社会影响。
　　诸多因素下，随着中国民工潮在蒙古出现，相应的排华潮也出现了。
　　而蒙古国的一些政客，为了迎合这些这种情绪，将中国工人的问题政治化。于是，蒙古迅速出台法律，规定某一国的劳务工，人数不能超过本国人口的1%，很明显，这是指向中国的。在房地产行业，每输入一个中国劳工，必须同时招进7个蒙古工人，而在矿产开发行业，比例则是1：9。计算下来，按蒙古国总人口280万计算，中国工人的数量，不能超过2.8万人。
　　赵巨荣透露，按照这个标准，根本无法满足对中国劳务工人的需求。实际上，中国工人的数量，远远超过这条线。那么，多出来的工人怎么办？那就只好找关系疏通，想方设法进来。如此一来，用工成本又抬高了一大截。
　　中国工人无法取代
　　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虽然中国工人屡遭排斥，且成本日益高涨，但雇用中国劳务工，仍然不可替代，有很高的性价比。实际上，在乌兰巴托当地找工人，并不好找。虽然蒙古人频频抱怨，中国工人抢走了他们的岗位，但当企业真正去招工，却没有这么多本地劳动力。
　　蒙古国总人口280多万，除去在国外打工的30多万，再去掉妇女儿童，再除去公务员，其他企业的工人，能到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只有很少一部分。
　　即便能找到的蒙古工人，管理也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在中国老板们看来，多数蒙古人工作随意懒散，难以遵守正常的工作时间，且都有酗酒的习惯。蒙古的工人，是每半个月领一次工资，领了工资后就去喝酒，往往两三天内见不到人，等花光了钱，再回来上班。
　　无论是开发房地产，还是搞矿业开采，中国的老板们，显然更喜欢用中国工人，虽然招一个中国工人所花费的成本远远高于蒙古工人。在大业创业房地产公司的建筑工地上，熟练的技术工，工资都在1万元人民币左右。在此之上，公司还要向蒙古官方支付每人1500元的劳务费及其他费用。“现在，国内工资也涨了，我不加倍，工人不会过来。”赵巨荣说，今年雇佣了来自国内的400多名工人，都是劳务签证，来了后可待半年至一年。
　　公司管理员工时，都是分开管理，中国人归中国人管，蒙古人归蒙古人管，绝不交叉。赵巨荣坦陈，这是一种无奈的办法。而在他的工地工作，实施全封闭管理，中国工人们不能随便出去。小区里有小卖部、食堂，同样不允许喝酒。
　　当然，管理总有漏洞，毕竟无法完全限制工人们的人身自由。总有工人会自己偷偷溜出去，等到发现时，一般都不用找，80%的几率是在警察局待着，只能赶紧派人拿护照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