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馥李 张宏 孙黎
　　7月末的一天下午，刘巴特尔正在宽大办公室中忙着整理资料，随后通过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给他的会员们发送最新的蒙古国议会选举进展。他是蒙古国的内蒙古商会首任会长，为分布在蒙古国采矿、房地产、服务等行业的200多个会员提供好服务，是他最大的职责。
　　在蒙古国的华商组织里，内蒙古商会有着独特的地位。由于蒙古国和中国内蒙古山水相连的地缘关系，在蒙古国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人里，内蒙古人始终是最大的群体。
　　尽管去年才刚成立，内蒙古商会还是受到了蒙古国政商两界以及内蒙古高层的极大关注。刘巴特尔说，在蒙古的企业，大家普遍感觉相互沟通不够，尽管很多人在蒙古投资，可十几年了，都不认识。虽说每个人都有个小圈子，可都不说大的话题，只是逢年过节吃饭喝酒，起不到组织的作用。所以，在一部分人的倡议下，决定成立商会组织。
　　任商会会长之前，刘巴特尔曾在内蒙古大学任教，而后弃文从商担任了国家电网公司蒙古公司的总经理。他在蒙古国待了多年，对蒙古国的各种情况可谓信手拈来，谈笑风生又逻辑严谨。“我本人也在从事对蒙古国的学术研究。”他笑称，自己不是大老板，但和很多央企驻蒙古的代表，关系熟稔，方便开展工作。比如，中国有色建设集团驻蒙代表，神华集团驻蒙代表，中铝集团驻蒙代表，无一例外都是内蒙古人。
　　矿产政策：多变化，常洗牌
　　经济观察报：很多中国投资者都反映，蒙古的矿产资源政策多变，您感受到的“变化”是怎样的？
　　刘巴特尔：蒙古国从1993年开始向私人和企业发放勘探和开采许可证，1997年出台了民主革命后的第一部矿产法，这部法律对矿业投资起到了很大的拉动作用，但由于其非常宽松、门槛过低，引起了矿证发放过多，市场炒作泛滥的现象。据说这个法律在起草时受到加拿大矿产法规的影响，有人说它是西方法律的移植。
　　2006年出台了新矿产法，提出了一个概念——战略资源矿，该法规定，用政府预算投资勘探的矿产资源，国家可以占到50%的股份，私企投资勘探的，国家可以占到34%的股份。议会根据该法把第一批15个矿列为战略资源矿，还有39个矿列入了备选名单。战略资源矿目前没有增加，仍然是15个，其中私企只有加拿大公司投资的奥尤陶勒盖铜金矿，政府持有其34%的股份。
　　在矿产领域，蒙古国的法律已经比较健全了。但蒙古的矿产问题，并不是完全由法律协调的，还有政治和社会因素，以及人们的观念。社会思潮和经济问题政治化倾向对法律修订和执法影响很大，这为矿业投资增加了很大不确定性。有一部法律，蒙古人将它称作“长标题法”，准确名称为《关于在水源地和森林地禁止勘探开采矿产资源法》，是一个强调环境保护的法律，就是说，如果该矿产所在地为森林或水源地，则不能开采。但是，关于水源地的理解，一直有争议。比如，河边、泉水，算不算水源，水源地是指源头还是流域，如果在下游，能不能开发。为了解决争议，政府组织了勘查，划定范围，300多个矿产许可证被吊销。
　　经济观察报：吊销的许可证，有没有相应的补偿？
　　刘巴特尔：这些被吊销的勘探和采矿许可证，政府规定有补偿。补偿方案是依据勘探和开采时上报的费用成本报表来补偿，这就给一些投资人带来损失。因为种种原因，有很多费用没有体现在账面上。
　　另外一个条件是，看你在勘探和开采过程中是否有违法问题，如有违法行为，就不给补偿。是否违法，就不好界定了。比如，每年按时向有关部门上报勘探报告了没有，环保评估做了没有？国家和地方政府要求的种种事项，是否都做到了？如果有没做到，可能就算违法，就拿不到补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吊销的矿拿到补偿。
　　有意思的是，有媒体说吊销不算数了，因为政府撤销矿证应以文件为准，但政府的文件又迟迟见不到。所以，这些企业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不是被吊销了矿证。
　　经济观察报：那这些范围内的企业，他们实际上还在做勘探开发吗？
　　刘巴特尔：没有，实际上已经停了，也没有人贸然再投资。但为什么政府迟迟不发文件？有人分析说，这涉及一笔庞大的补偿款，是财政的很大负担，人们担心政府是否有钱支付补偿。
　　矿业投资：有增长，有损失
　　经济观察报：现在蒙古国的矿产投资，这两年有没有增长？为什么？
　　刘巴特尔：这几年总体还是在增长的，蒙古国的矿产许可证，最多的时候是1万多个，那时倒卖矿证的比较多，真正投入的没几个。目前还有大概不到5000个，每年都在减少。这实际上是在优化，当初随便就能办证，不管下面有没有东西，经过几年的优化，现在能保留下来的，都是矿主认为有一定价值的。
　　尽管矿产政策多变，可是矿产业的特点是风险大，利润也大。作为矿主，还是会想方设法保住这个证，这个过程当中，小公司基本都退出了，后来进入的大公司比较多，从别人手里买过来，投资很大。
　　这其中，有两个矿吸引着全球矿产业的关注，具有代表性。一个是奥尤陶勒盖铜金矿（简称OT矿），已经按照与蒙古政府签订的协议投了几十亿美元。另一家是塔本陶勒盖煤矿（简称TT矿），是特大型焦煤矿，分成了几个部分。一部分进行国际招标，中国、日本、美国、俄罗斯、蒙古等国家的公司共同中标，其中中国神华集团得到40%，但这次招标的结果作废了，不知道蒙古政府下一步怎么做。还有一部分是蒙古国有公司持有矿证，将要上市，其中20%股份要无偿分给所有的蒙古公民，凡是在2010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的人都有份。这个矿和中国中铝集团签订了总销售协议，中铝集团也支付了预付款，但现在成了烫手的山芋，因为国内的煤炭滞销，价格下跌幅度很大，看不到短期内有回升的迹象。
　　中国煤炭滞销对蒙古国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负面影响很大，这两年蒙古国煤炭出口的收入超过了铜金粉，而铜金粉原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贡献率达到40%。今年蒙古国经济形势会比较困难。
　　经济观察报：中国投资者在重新洗牌过程中，是收益多还是损失多？
　　刘巴特尔：我们有过一个分析，大概1/3赔钱、1/3赚钱、1/3不赔不赚，大致是这么一种比例。矿业投资的回报期比较长，现在开采获益的并不多。
　　煤矿只有投入比较早的中国庆华集团，依托蒙古国那林素海图煤矿取得了不错的收益；还有巴彦诺尔市的几个企业，依托塔本陶勒盖煤矿，也还不错。再有就是中国有色建设集团的特木尔廷敖包锌矿，胡锦涛主席2003年访问蒙古国时称赞它是中国在蒙投资的样板。
　　除此之外，没有哪一个矿有这样的突破。目前尽管有几家已经建成或在建的矿，但还没有真正获益。中国目前这种经济状态，对铁矿和煤矿的投资打击比较大。
　　投资环境：商机大，风险也高
　　经济观察报：站在商会的立场上，你认为目前蒙古国的投资环境怎么样？
　　刘巴特尔：不太好，这个不太好，是指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也不是绝对不好，不然大家都退出了。中国投资者都能感觉到很大的商机，同时也有很大的风险。
　　前些年，服装业的投资很大，因为中国配额的限制，几十家中资企业在蒙古，解决了几万蒙古妇女就业，带来了很好的机遇。但随着中国配额的取消，这些企业又都回去了，或者有的人干脆搬到东南亚等地，因为蒙古的环境不如人家，劳动力的成熟度也不高。
　　这类行业比较好退出，转回国内或去别的国家可以继续做，但矿产业就不同了，一旦投入巨资，就很难退出来，只能硬撑着。大家希望蒙古国的矿业法规政策清晰稳定，不要变化太频繁，让人无所适从。同时，投资商必须及时了解法律法规的修订，严格遵守法律，不能做违法的事情。
　　经济观察报：我们注意到，也有很多中国企业投资开发乌兰巴托的房地产，你怎么评价这里房地产的投资环境？
　　刘巴特尔：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相对国内目前的房地产形势来讲，蒙古的形势比较好，房价居高不下。蒙古政府完成4万户住房计划之后，又推出了10万户住房计划并且出台了6%年息的贴息房贷政策。所以，中国很多开发商都羡慕这样的行情。
　　另外一方面，这里有个怪现象，蒙古国土面积很大，每平方公里只有1.5人。可乌兰巴托很拥挤，城市四面环山，坐落于图拉河畔。前苏联专家在规划乌兰巴托城市时，是按照40万人口规模设计的，现在已经120万了。这样一来，土地资源稀少，土地价格上涨，也推动了房地产价格增长。
　　经济观察报：房地产业快速发展，肯定需要大量的中国工人，中国工人到蒙古劳务的情况是怎样的？
　　刘巴特尔：房地产业的中国投资商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劳务，用当地工人当然成本比较低，用中国工人不仅工资相对高，还要办理护照签证，承担往来路费，并且每一个外国劳务每月要缴纳相当于蒙古国最低工资两倍的岗位费，另外，从国外进口劳务有诸多限制，指标限制很严格。但当地找不到熟练的建筑工人。建筑业各工种配合严密，环环相扣，不能出差错，而两种不同语言的人在一起干活很难管理，也不可能配那么多翻译。
　　现在乌兰巴托的房地产快速发展，对中国劳务工的需求很大，供需矛盾突出，也带来非法劳务和因此产生的各种问题。经常有中国劳务人员被骗到蒙古，有的不仅挣不到钱，甚至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也有的被拘留后遣返回国，大使馆每年要处理几十起这类事件。有的企业出于安全考虑，不让中国工人出去，工人每天就是干活、吃饭、睡觉，有人干了几个月，走得时候也不知道乌兰巴托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