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 侯思铭
　　在目前复杂多变的现实国际政治中，朝鲜的行为和变局是中国要应对的最重要的周边问题之一，中国要处理好现实问题，首先应理清历史。从俄罗斯、东欧、美国已解密的档案材料来看，我对1946年~1969年的中朝关系做了总结。
　　第一阶段，1945—1949年。在各自夺取和建立革命政权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劳动党互相帮助，携手合作，双双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莫斯科的支持和帮助下，金日成稳固了其对朝鲜北方的统治，毛泽东则一举夺得中国大陆的政权。中朝之间形成“唇齿相依”的关系，在历史上传统的地缘因素中，注入了革命和“兄弟”的元素。
　　第二阶段，1950—1956年。在朝鲜战争时期，中朝领导层之间冲突迭起，关系紧张，中朝关系绝非表面显现出来的亲密友好。实际上，在如何解决朝鲜统一、何时需要中国援助、志愿军由谁来指挥、中朝联军越过三八线后是否继续南进以及朝鲜铁路管理权的归属和停战时机的掌握等一系列战略决策或重大问题上，中朝之间都存在严重分歧和矛盾。尽管此前朝鲜一直依赖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在战争期间中国因其所处地位往往起到主导作用，所以，面对中朝之间的重大分歧和矛盾，斯大林都支持了毛泽东。由此，在金日成的心理上留下了阴影。中国人在朝鲜流了很多血，但并未在中朝领导人和两国之间凝成深厚友谊。毛泽东为了战后继续保持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发言权，决定给予朝鲜大规模的经济援助。朝鲜的战后重建工作，主要是在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援助下完成的。中国虽然经济实力远不如苏联，且自身亦在战争中遭受严重损失，但援助朝鲜的力度大大超过苏联。金日成对此有感于怀，但在公开场合强调的是“自力更生”，很少谈及中国和苏联的援助。
　　早在战争后期，金日成便开始树立其统治权威，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全面改组领导结构，引起各派反对。苏共二十大以后，金日成不愿接受莫斯科的新方针。延安派和苏联派联合起来，试图利用苏共对金的不满展开对金日成的批判，1956年8月在中央全会上矛盾爆发，金日成控制局面后，将反对派打成反党集团，延安派部分干部逃亡中国。毛泽东与苏共代表团商量后派米高扬和彭德怀率团赴平壤，强迫金日成收回成命。金日成在北京和莫斯科的高压下被迫承认错误，中朝关系由此陷入严重危机。
　　第三阶段，1957—1965年。期间，韩国政府面临极大的内部压力，政权频繁更迭，无力向北方发起武装挑衅，美国则专注于推动韩国经济复兴。这一切在客观上为朝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理想的安全环境。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看，波匈事件后，中、苏注意力转向欧洲，且两国关系渐趋恶化，朝鲜在中苏之间左右逢源。金日成个人权威得以树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立场的改变。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共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和威望日益崛起，逐渐成为在国际共运中与苏共平起平坐的领导者。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建立中国的地缘优势，1957年底毛泽东改变对金日成的态度，主动承认错误，并表示同意其国内政策，甚至答应全部撤回在朝志愿军。于是，中朝关系得以恢复。
　　随着中苏分歧不断加深，双方都有意拉拢朝鲜。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向朝鲜提供了大量粮食。赫鲁晓夫则向金日成出示了毛泽东1956年严厉批评金日成的谈话记录。金日成在北京与莫斯科之间搞外交平衡，最有代表性的是朝鲜在1961年同时与苏联和中国分别签订了同盟条约。由于赫鲁晓夫坚持的和平共处对外方针有违朝鲜的外交取向，加上苏联对外援助大大减少，朝鲜在中苏争斗的过程中，倒向毛泽东，积极加入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为了拉住平壤，在无力继续提供大量经济援助的情况下，中国从政治利益出发，在处理朝鲜侨民和东北朝鲜族边民跨境流动的问题时，往往依从朝鲜的主张，甚至在中朝边界纠纷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把历史上一直处于中国境内的长白山天池大部划给了朝鲜。此外，毛泽东一再表示，中国东北就是朝鲜的后方，一旦发生战争便交给朝鲜管理。中朝关系由此渐入佳境，并达到最高峰。
　　第四阶段，1966—1969年。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调整了赫鲁晓夫的对内、对外政策，加大对朝经济和军事援助力度，金日成对苏联的态度随之缓和。接着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极“左”的外交路线把朝鲜劳动党也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指责和批判，红卫兵又在中朝边界制造了一系列麻烦，引起金日成极大不满，曾向苏联表示决不会屈从“中国路线”。朝鲜迅速倒向苏联，加入反华大合唱。中朝关系由此一落千丈，很快便从高峰跌入谷底。
　　长期以来，中国对朝鲜的态度都受限于历史造成的“预设性”前提，实际上，我们应该把朝鲜当做一个普通的国家看待。不要谈战略屏障，实际上，二战以后到60年代，远程导弹的发明和普遍的部署运用使传统的地理上的战略屏障已经不具有军事意义。
　　我并不认为朝鲜对于中国具备什么特殊的意义，相反，正是长期以来中朝关系的两个“神话”造成了中国在对朝关系和国际事务上不必要的束缚。一个是认为朝鲜是一个“正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度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另一个是认为朝鲜是中国的兄弟国家，与中国有着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中国对朝鲜无条件支持和友好的外交便成为似乎不可动摇的国策，而在外部世界看来，朝鲜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似乎中国理应承担朝鲜问题的责任。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困境，应该把朝鲜当成一个普通的国家来对待，建立友好的周边关系是对的，但不该把这个问题看得太过重要，好像不援助、不支持就不行，如果完全被对方牵着走，那么你一个大国的责任何在？一个大国的威信又何在？
　　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它的外交都应有底线。
　　朝鲜的问题也是因为它一直以来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卵翼之下，受到保护，所以世界不能直接介入。现在冷战结束了，对立集团没有了，理应走向一个大家都独立平等的阶段。现在我觉得是过渡期，时间不会太长。
　　（本文系采访稿，为完整呈现，以口述形式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