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
　　在安妮·阿普尔鲍姆典籍般的《古拉格：一部历史》中，这位普利策奖获奖作家不只一次问道：斯大林和苏联执政者让古拉格不断发展壮大，究竟是出于何种动机，“它们是作为集体化、工业化以及发生在这个国家的其他进程的附带后果而偶然出现的呢？还是斯大林精心策划了古拉格的发展壮大，早就打算逮捕成百上千万人呢？”或者，更直接一点：是因为斯大林想要清洗和关押的敌人太多，所以古拉格不断扩大；还是斯大林早就谋划好了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劳改营系统，他接下来只是不断为之增加新的囚犯。
　　安妮·阿普尔鲍姆并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但是她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即使没有一个精心设计的方案，至少斯大林本人当时坚信囚犯劳动力具有巨大的优势，并且至死一直保持着这种信念……他或许已经预料到，借助强制劳动力所取得的工业新成就将会有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许多纯属间接但很有趣的迹象表明，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所进行的大规模逮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为了满足斯大林对劳动力的需要，而不是为了严厉打击他心目中或者潜在的敌人。”
　　她推测斯大林有可能是将动用农奴建设圣彼得堡的彼得大帝作为自己的榜样。到今天为止，已经“没有什么人记得有多少农奴死于圣彼得堡的建设过程中，而所有人都称赞这座城市的美丽壮观”。斯大林相信历史的残酷逻辑在于只会记住最终的胜利者，而不会在乎被车轮碾过的人。
　　对劳改营和劳改营可能取得的成就的关注，让斯大林投入了巨大的注意力在其上面。或许会让后人感到惊讶的是，安妮·阿普尔鲍姆发现，斯大林的关注并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上。他“直接关注在劳改营里劳动的人，谁被逮捕了，他或者她在什么地方服刑，他或者她的最终命运如何。他亲自审阅犯人或者他们的妻子寄给他的释放申请，有时还在上面批示，常常是只言片语的回复（‘继续服刑’或‘释放’）。”
　　按照她的描述，这一进程从1929年开始。从那时起，“集中营有了新的意义”。克里姆林宫中的独裁者决定利用强制劳动力来加快苏联的工业化进程。古拉格经过了整个二战期间以及四十年代的持续扩张，在五十年代初达到了全盛状态。
　　除了斯大林之外，古拉格的囚犯和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庞大的古拉格经济体的兴起，同一名叫纳夫塔利·弗伦克尔的囚犯密切相关。一个传说这样讲到，当弗伦克尔以囚犯的身份进入古拉格时，集中营里“组织工作的混乱低效、财力人力的纯粹滥用”让其大为震惊。弗伦克尔难以压抑自己身上流畅的经济理性的血液所带来的激情，他坐下来写了一封内容翔实的信，“确切地指出了集中营的工业、林业、农业和制砖业各自存在的问题”。
　　弗伦克尔也因为从囚犯变成了集中营管理者，而成为古拉格各种传说中的一个传奇人物。他是一个让古拉格这架嗡嗡作响的机器开始运转起来的人。集中营向一个经济单位的转变，带来的后果有利有弊。最明显的好处是，“随心所欲的残忍行为越来越少……在一个将劳动能力看得高于一切的机构里，这种行为被认为不合时宜。”而弊端则在于，在他的领导下，集中营模糊了“政治犯”和普通刑事犯的身份界限。在此前沙俄的监狱中，政治犯是享有特殊待遇的特殊地位者。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受人尊敬的人。但是在古拉格经济体中，“政治犯”不再存在了。集中营不再承认享有特殊待遇的囚犯。取而代之，管理者和国家机器将所有囚犯都视作可以产生经济价值的劳动力。
　　“劳改营进化了。它们不再是一个个管理方式独特的劳动场所，而是一个羽翼丰满的‘劳改营工业联合体’，具有内部管理规则和习惯性行为方式，还有专用的配送体系和特殊的等级制度……直到斯大林死亡为止，这些方法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安妮·阿普尔鲍姆写道。
　　当劳改营的管理者需要某一个领域的技术专家时，他们就会想办法弄来一个。内务部的负责人、同时也是整个古拉格体系的领导者贝利亚用残酷的工业理性在统治者苏联的劳改营。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这些无辜或者确有罪行的囚犯们用双手劳作。甚至在某些特别的情况下，贝利亚会亲自下令把一些有才能的科学家们找出来带回莫斯科，“内务人民委员部派人给他们洗澡、理发、刮脸，并且先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然后便把他们派到监狱的实验室干活”。
　　通过这种方式发掘出来的专业人士包括苏联的人造卫星之父谢尔盖·科罗廖夫。正是在后者的指挥之下，加加林飞入太空，成为人类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也正是在这种刺激之下，美国加速了登月计划。
　　战争爆发后，古拉格也在以自己的方式为盟军的战争做出贡献。按照这本书的作者的统计，在战争的前18个月，有35个古拉格“居民点”转而生产弹药。
　　当然，在这个庞大的劳改经济体中，有两点事实读者必须牢记：第一，尽管斯大林和贝利亚的经济头脑让他们相信囚犯们必须得到合理对待，这样才能保证生产的高效，但古拉格仍然是一个残酷的死亡营地。莫斯科制定的规则很难得到完全的执行。“对于大多数管理者来说，重要的是对死亡率保密，或者至少部分保密：发现死亡率太高，负责人就有受到处罚的危险。”
　　第二，尽管斯大林一再说服自己相信，古拉格经济体对苏联的经济建设会起到积极作用。古拉格经济体的民间发明者纳夫塔利·弗伦克尔也一直认为，每个劳改营都可以自负盈亏，像一个真正的公司一样。但是，事实是，“劳改营浪费巨大，腐败严重，同时最重要的一点是，无法取得经济效益。”斯大林的同僚和继承者们都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只有斯大林本人除外，因为，“斯大林的镇压癖与他对强制劳动经济的偏爱再次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以致当代观察家难以说明他究竟是为了建立更多的劳改营而增加了抓人的数量，还是为了给所抓的人安排去处而建立了更多的劳改营。”
　　因此，毫不奇怪，斯大林的去世会成为古拉格走向解体的最关键的一步。他的死“标志着苏联大规模强制劳动时代的终结”。赫鲁晓夫时期新任的内务部长杜多罗夫向中央委员会提出改组劳改营的建议。他不再希望劳改营成为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经济体，而是希望将其改造成正常的监狱。囚犯们不再需要为创造利润而劳动，”强制劳动力不再是苏联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过安德罗波夫短暂的高压时期后，改革家戈尔巴乔夫接管了前苏联。他的一连串惊人的举动正包括终结古拉格：他在1986年底决定，大赦苏联全部政治犯。
　　这个惊人的经济联合体毫不意外（或者让人惊讶）的是，它在经济上并未取得任何足以称道的成就——毫不意外是有人可能会想到强制劳动的创造力总是有限；而让人惊讶则是毕竟这个系统动用了那么多免费劳动力。拜索尔仁尼琴和无数描写古拉格的作家所赐，古拉格成为了二十世纪让人印象最深刻的罪恶代名词之一。它对人的折磨和摧残远比它的经济成就来得惊人。安妮说，在获释多年以后，古拉格的居民们经常可以在大街上仅仅通过“眼神”认出以前的囚犯。
　　这本书最让人震惊的段落并不是她对古拉格所有的残酷的描述，而是当她即将结束这本书时，作家以一种镇定自若的口吻写道：写作本书并不像陈词滥调常说的那样，“为的是使这种事不再发生。”写作本书是因为，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事情还会再次发生。极权主义哲学曾经对成百上千万人产生过——而且还将继续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当政治上的强制、经济上的贪婪和意识形体上的愚民化结合到一起时，“在为苏联国家及其经济目的效忠这一更加宏观的概念下，以生产指标的名义而实施的残忍行为在那些实施者看来简直令人肃然起敬。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像劳改营的本质一样，这种残忍行为的本质可以用经济学术语掩盖起来。”
　　因此，这真的就是未来的一面吗？我们不知道。我想安妮·阿普尔鲍姆也不是在做预言，而是希望提醒我们历史的残酷性和我们自身的健忘症，以此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相似悲剧再次发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