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
　　近日，印度比哈农民创造了水稻亩产的世界纪录，每公顷单产高达22.4吨，这项纪录背后所采用的新兴种植技术：水稻强化栽培系统（Sys-tem　of　Rice　Intensification，SRI）也成为了瞩目的焦点。这项技术在上世纪80年代发源于非洲马达加斯加，风靡于印尼、印度等稻米生产大国，中国学者袁隆平在十余年前就撰文介绍这种方法，但最终绝大多数中国地区都没有采用或推广SRI。
　　为什么印尼、印度和中国农民有不同的选择？先了解一下SRI。传统种植观念认为，水稻必须淹水灌溉，但SRI则认为，水稻并不需要那么多水，只需要保持最低限度的水即可。这样一来，不但增加了土壤的通气性，还能促进水稻的根系向下生长。通过间歇性灌溉获得的水稻茎干，都要比传统方法获得的茎干粗壮很多，亩产量也随之提高。
　　更具体地看，在育秧阶段，SRI方法鼓励幼苗早栽，这可以提高水稻低节位分蘖发生率；在种植密度上，SRI要求减少种植密度，减少根部对养分的竞争。SRI的稻田比传统稻田里的植株要稀疏很多，产量反能提高。
　　而在水稻成长阶段，施肥与杂草管理是SRI方法的核心。SRI要求采用有机肥改良土壤品质，结合间歇性灌溉，使得土壤中的微生物活动大大增加。同时，SRI要求更精细的杂草管理。因为改成旱田以后，杂草就会变得尤其茂盛。通过以上手段，最终就有望使得水稻亩产量提高60%以上。
　　既然SRI有那么多的好处，是否真的已经在其他稻米国家彻底推广开来？康奈尔大学的Barrett与日本学者高桥和志运用在印尼苏拉维西岛调查获得的数据，系统地研究了农民们在接触到SRI方法后的理性选择。在南苏拉维西岛，农民们在许多年前通过各类NGO接触到SRI方法，也知道这种方法并不需要高深技术，只需改变自己的耕种习惯即可。多年过去，在没有政府强制的情况下，现在大约只有15%的家庭主动采用了SRI。更有意思的是，数据表明，采用SRI和不采用SRI的农户，家庭年收入却没有显著差别。
　　Barrett与高桥和志进一步指出，我们如果进一步思考SRI的特性，就能明白哪些家庭愿意用它，而哪些家庭不愿意。表面看，SRI并不需要在种子上额外投资（由于种植得更为稀疏，所以种子投入可能更少），有机肥也不是问题，似乎并不需要增添成本。但实际上，无论灌溉管理还是除草施肥，SRI都需要种植者更多的人力投入，这没有进入成本收入的统计，可农民自己心知肚明。因此只有那些赋闲在家，劳动边际成本为0的劳动力（往往是家庭妇女），才可能考虑使用SRI。
　　所以SRI的本质是占用劳动力的家庭生活时间，虽然它的亩产量会提高，但也会带来不小的负效用。统计显示，采用SRI的家庭的儿童辍学率并不比非SRI的家庭要高。这就说明，绝大多数家庭即使采用SRI，也不愿意儿童辍学来帮忙。同时，SRI也没有让家庭变得更富裕，可以轻松供养孩子读书。SRI与家庭收入行为之间的关系，仍然模糊不清。
　　农民很多看似非理性的选择背后，都有着更复杂的，难以观察和衡量的因素在起作用。所以在农业政策研究中，除了传统的对“天时”、“地利”的关切外，恐怕应该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转移到“人”身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