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一个加拿大华人网上社区看到有热心人发了一篇帖子，详细记录了加拿大最大的通讯公司Rogers　要在我所居住的西温哥华市（West　Vancouver，简称西温，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大温哥华地区的一个地方自治体，与温哥华市隔湾相望，人口在2011年时约为4.3万人）建三个手机信号发射塔，政府为此举行市民听证会的情况。
　　参加听证会的有市长、市议员、省和联邦议员、市政规划人员、Rogers公司代表以及项目附近社区的市民。首先是市政规划人员介绍项目情况、Rogers代表就发射塔设计对环境因素的考虑进行充分演示，然后是市民代表发言，每人三分钟。
　　发言者有住在当地的医生、工程师、癌症研究员以及新搬来的居民等。他们凭借专业背景，引经据典、数据翔实，言之有物，或质疑发射塔对居民健康潜在的影响、政府不应拿市民当试验品，或抨击Rogers可能为了服务隔岸客户而牺牲西温市民的利益；还有人打出“情感牌”，怀念因癌症去世的老人、担忧家园的未来——建发射塔会影响当地的景观和房价，最终迫使人们离开这个城市。凡此种种，观点犀利，态度却礼貌文雅。
　　当然，声音也不是一边倒。一个医生发言说家里手机信号差耽误接电话治病救人，所以支持修建发射塔；还有起哄的，一个不住本地的CEO就利用发言为自己的公司做广告。最终，市长宣布将再开一次听证会，以充分了解市民意愿。而市议会将就是否建发射塔进行透明投票，谁赞成谁反对，大家都能看到。
　　这件事很有意思，在中国，公共规划、商业利益与民众意愿发生冲突的事情每天都不计其数，发射塔这么小的事，简直不值一提。
　　但是，从西温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民众的想法需要得到自由表达，而且越自由他就会越温和、越理性；你越打压，他就变得越暴力、越非理性。反对Rogers建发射塔的市民发言中，也有“情绪性表达”，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客观、理性。甚至有一种可能，就是大多数民众的判断是错的，所谓“辐射”、“致癌”，都是出于恐惧的臆测。
　　然而，跟知识或判断正确与否无关的，是政府在整个事情上要听谁的问题。市民错了，政府也首先要听他的，因为城市是属于这里的人的，政府只是“物业公司”。西温的市民不满政府的规划，就可以自己花钱做个牌子，插在马路上来表示愤怒。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运转规则，最终的结果并不见得一定是最好的。但因为有规则的存在，大家都能够平和地接受。
　　可能有人会从效率的角度考虑，说建个发射塔都要博弈上两三年，甚至拖到不了了之，是不是很低效？我过去也这么想。但当我住到西温哥华市后，受到一个非常大的触动就是，人们是打心眼儿里热爱这个城市，这里有雪山、有大海，四万人生活在一个优美的地方，唯一的工业就是自己的垃圾处理场——它的规划，在西温哥华建市100年来都没有改变过。所有新开工的建筑也都很平缓，是很有序的开发。
　　任何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对事物的判断和利益取向都不可能绝对一致。这没有谁对谁错，关键是要有一个正常的社会机制，让不同群体能温和地去诉求、博弈、平衡、妥协。
　　假设同样的事情在中国，大家肯定会说根本做不到。民众会说政府垄断了一切权力，不许民众参与；政府会说我们的民众素质太低，还做不到平和地表达、理性地思考，要由我来替他做决定。
　　如果让民众参与、表达，事情就可以平和地进行，不需要害怕民众。而且，让社会自我成长起来，对政府其实是有巨大好处的，可以带来内生性的社会稳定。
　　而我们的惯常做法是什么？塔先建着，民众如果抗议，就找个专家出来“辟谣”说很安全。但人们的恐惧并没有就此打消，又不敢直接表达。最终的结果就是对抗情绪越来越严重，“运营商不知道给了政府多少钱”这样的谣言开始漫天飞舞。
　　在西温这个案例中，如果我是Rogers公司，即使项目最终不被通过，我也会非常坦然地接受。只有法律公平地对待所有人，成为所有人的守护者，我才不会有这样的担心。而当你生活在那个环境时，你会藐视政府，却无比尊重法律，你会信赖法律的公正，会保护你的安全、家人的安全、公司的安全。
　　我有一位性格风风火火的朋友，在国内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餐饮集团，他想在温哥华也开个馆子，结果两年了光申请手续还没办完。他抱怨这里的效率低，规矩多。但当我问他，你说这里好，还是国内好？他说还是这里好，因为不用担心饭店开起来后，一会儿城管来了，一会儿消防来了，一会儿卫生局又来了，一天到晚麻烦不断，好像做什么事不托托人、拉拉关系，都很难。这里虽然拖沓、慢，但一切机制都是透明的，一个完全不会说英语的中国人也可以坦然地在这里开餐馆。
　　当然，外国公司也行贿，但这恰恰说明人性是有软弱的，说明仅有道德是不可靠的。我们说政府不给我们说话的空间，政府把责任归咎于民众素质太低。但我想说的是，其实河对岸的灯火辉煌并非遥不可及。当你遇到不公时，你可以尝试着用一种温和、理性的方式去表达。成不成功，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不表达，你所理想的对岸生活就永远不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