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富裕，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漂洋过海，到国外大学念书。现在，中国留学生的年龄更小。
　　比如我的祖国英国，在2012年接收了3700名中国小留学生，占所有国际学生的14%。这些学生就读于私立学校，如男校伊顿公学和温切斯特公学，及切尔滕纳姆女子学院和威克姆阿贝女子中学。这些学校为13-18岁学生提供寄宿制教育，在众多私立学校中享有盛名，学生每年的花费约35万元人民币，对中国中学生有极大吸引力。
　　伦敦贝尔教育服务（Bell　Edu-cational　Services）为年龄小的学生提供暑期课程，教授外国中学生英语和英国文化。该公司报告显示，参加这个课程的中国学生平均年龄从2012年的17岁下降到2013年的14岁。而英国驻华使馆估计，中国目前有10家公司为中国家庭提供咨询服务，告诉他们如何把孩子送入英国的一流中学。
　　在美国也有相同的趋势：2006年美国高中只有65名中国学生，而到了2011年已激增至2.4万名。
　　去国外念高中的学生给出的出国留学的一大原因是为了“逃避高考”和“避开中国教育的古板”。这些学生大多在出国后遇到交友问题，很难完全融入另一个不同的文化，饮食习惯差异就是一个难题。因此，对中国学生来说出国留学并不轻松。那么，这一趋势是否暴露了中国教育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呢？
　　北京师范大学田凤鸣（音译）形容中国教育“非常死板”、“太过保守”，且“不鼓励学生进行创造性思考”。在美国高中读书的中国学生称，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得到更多自由，逃离思想“牢笼”。这些学生也普遍表示，之所以出国读高中和上大学，是因为在中国进一所顶尖名校实在太难了。为应对“高考”而进行的训练从九年级（或更早）开始，家长很早就能看出孩子是否有机会通过努力上个好学校。如果没有，那么国外有的是大学，既提供良好的教育，又很乐意赚中国人的钱。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学校的一大收入来源就是中国学生支付的学费，而这三个国家也是中国学生的首选留学地。
　　然而历史的偶然，恰恰为中国造就了别的国家求之而不得的高度竞争的高等教育选拔制度。
　　从政治角度而言，在当今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实现以高三毕业考试成绩作为唯一评价标准。中国该庆幸，秦朝皇帝在两千年前就开始用选拔考试，作为国家选贤任能的方式。除了19世纪60、70年代的短暂中断外，中国这种为18岁成人制定的选拔考试的古老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中国高考包括三个必修科目和几个可选科目，范围比英国同类大学入学考试更广，与欧洲及其他地区使用的国际高中毕业考试（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类似。
　　我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担任客座教授任教期间，接触到许多被北大录取的最优秀的学生。比如2013年光华学院64名大一本科生中，有31名是各自省份的高考状元或榜眼。他们想来光华学赚钱的本事。从光华毕业后，他们更有优势在中国某一家知名企业找到一份相对高薪、且前景很好的工作。
　　去年，我给光华大三、大四学生上金融案例分析课。课堂上46名学生中30名是中国本科生，其他的则是来自亚洲、北美和欧洲学校的交换生，如有的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光华的学生比其他外国学生表现更好，期末考试排名前十中有八名是光华的学生。他们也表现得比我同时在教授的光华MBA学生要好，MBA学生本科大多是在中国其他大学或国外读的。这不只是因为他们比较聪明，更因为他们有更大的决心通过努力把事情做好。大多数学生在课堂上很活跃，一点也不像那些典型的中国学生那样在课堂上一言不发，记下老师说的所有话，便于日后学习及考试背诵。
　　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高考确实在中国找到了最聪明的年轻人。虽然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六大地区，学生可以通过选择参加当地高考或全国高考得到一些“优惠”，但高考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大学入学考试都更接近真正的竞争。
　　比如在英国，大学招生办将考虑学生的各方面因素。英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非常看重一对一或二对一面试，因此在招生过程中有很高的主观性。由于大多数面试官都为男性，因而大家都知道，一位金发美女比一个才智虽高可长相稍逊，且肤色较深的男学生更有可能拿到牛津的最后一个录取名额。在美国，一些顶尖学校会对学生进行面试，但所有学校都只把在校成绩看作入学标准的一部分。而在中国，只有你的高考成绩能决定你去哪个大学，其他因素都不起作用。那些出身名门、家境富有的中国家长，就算耍尽十八般武艺也不可能左右大学选拔流程。高考确实给了出身贫穷家境的聪明孩子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高考完全以成绩作为大学入学唯一标准，这比其他任何全国性考试系统都更具公平性。像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那样对学生进行面试，也许能拓宽招生渠道，给考试发挥失常的优秀学生一个机会，因而也更有效，却没有高考来得公平。
　　但“高考”对择优和公平偏重的背后，是高昂的代价。每年成千上百万参加考试的中国学生，只有非常小的比例能成功跃入那些顶尖的国内大学。其余的考生则只剩二、三甚至四流的学校可以选择，既然这样，他们希望到海外留学也就再正常不过了。很多人可以享受到比国内好得多的教育，另一方面，他们也加强了中国与外国文化和社会的融合。中国日益扩大的中产阶层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能够支付得起沉重的海外留学成本。当然，这是不公平的——只有那些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家庭才能送孩子出国——当两个中国学生去年在旧金山被杀时，充斥在中国网站上的很多评论却是欢呼和幸灾乐祸。
　　中国可以为那些无意于做学问的孩子提供更多机会，比如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多建一些好的学院和大学等等，但要改变“高考”制度，则要三思。
　　（高梦璐 朱娜/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