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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路上
本报评论员:Jochen Pioch

  在向司机出示了一张写着“北京南站”的中文纸条之后,我开始在出租车后座焦虑地频频低头看表。这全怪我。对于一个不会说中文的老外来说,在中国旅行,且不说到乡下,即便是在首都北京,也是一场冒险之旅。刚来了中国几天,我决定离开北京开始旅行。但出门的时间太晚了,我怀疑自己能否赶上火车。最后,出租车驶出了高速公路,驶向一座巨大的椭圆形银色建筑,外表的玻璃幕墙闪闪发光。“这里一定是飞机场!”,我顿时惊呆了。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司机误解了你的意思,你又一次搞砸了!”我闭上眼睛、放慢呼吸,开始接受这个现实——旅行泡汤了,我只能买一张第二天的车票。但当我走进眼前的这座建筑,才意识到原来一切都很顺利。我正站在北京南站的中心,一个足以让所有欧洲机场黯然失色的巨型的火车站。
  一面自嘲,一面奋力在排队的人群里前进,取了车票,然后漫步在大厅之中。这座建筑的规模让人目瞪口呆,我想起了几年前投入使用的德国柏林的中央车站,那也是一座超现代的大型建筑,更是德国建筑师眼中的骄傲,评论家们曾称之为“移动的大教堂”;我还想起了“旧欧洲”最大的建筑——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尽管没有做过具体的计算,但我认为这两个建筑都能轻而易举地装进北京南站,并且还能给成千上万赶火车的中国
  旅客留出足够的空间。
  一共有24个站台,
  每个站台都有两个入口,每个入口处都有两个穿着像空姐制服的工作人员。“她们是干什么的?”直到她们其中的一位从我手中拿过车票,将车票放入控制闸机开关的检票口中,我才恍然大悟。相比之下,乘坐北京地铁时,这一系列的动作都由乘客自己完成,这真让人受宠若惊。而在我的国家德国,火车站是一个必须自食其力的地方:如果你能读懂指示牌,会使用那些机器,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你不会,那就糟糕了。在德国,想要咨询车站里的工作人员可是漫长而绝望的寻找过程。在北京,每一个站台都有四个工作人员,一共有96位工作人员为确保每一位乘客通过闸机而提供服务。
  看到高速列车让我兴奋异常。我一直都喜欢乘火车旅行。在德国,看到高速列车缓缓出现,驶入普通列车和地下铁之间的轨道,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因此,不难想象当我乘坐电梯来到地下一层,看到每一条铁轨上停靠的白色高速列车是多么惊讶——那些行驶缓慢、外形欠佳的普通列车到哪里去了?后来,我发现这些由中国和西门子公司合作制造的CHR3型高速列车(和谐号动车组),虽然原本是为德国铁路设计的,却在中国非常热门。从明年起,德国将开行17辆这样的列车,比中国晚了整整三年,而且,中国已经订购了超过300辆同一型号的列车。
  坐在这样的火车上,我再一次感到其实我在乘飞机旅行。工作人员穿着合体时尚的制服走来走去,出售饮料、玩具和火车模型。所有的一切都那么干净,充满高科技的质感。列车出发和到达的时间分毫不差,即便在行驶路程遥远的中国也居然如此,这对于每一个欧洲人来说都是奇迹。驶离北京5分钟后,列车时速达到300公里/小时,这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最高陆地时速。每一座经过的车站都和北京南站很相像,有的甚至规模更大。这让我身处一部科幻电影之中,甚至为这些部分都源自德国工程师的设计感到一丝自豪。与此同时,我又有些沮丧,因为我的国家大都将这些技术销到国外,而很少在国内使用。
  在接下来的几周的旅途当中,我发现中国文化广博而多样,这包含了你所能想象到的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我学会了从出租车下车之前查看路况,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乘坐过三轮车,坐在车后部一个金属盒子里,紧紧地抓住每隔两秒钟就会自动弹开的门,终于明白了原来交通法规纯属建议。
  为了发掘北京的新鲜地带,我买了辆自行车,开始街头行。欧洲人大都习惯于小而安静的城市,而中国首都则有令人不可思议的宽阔街道。如果不是被拥挤的机动车、自行车和摩托车所占据的话,这些街道应该可以为公众提供更大的空间。我戴着防尘口罩,迫不及待地加入了这片混乱之中。这体验激动人心,因为所有的时间都花在避免发生事故和仔细观察中。最后,我终于学会了——就像玩电玩一样、像一只鱼游弋在车流人流中。
  在长沙逗留几天后,我决定去游览湖南著名的乡村,乘坐汽车看起来是最佳选择。在智能手机上下载好应用软件后,我说服了一位出租司机载着我前往汽车站,当时正值出行高峰,出租车在这个拥有700万居民的城市里穿行,当我最终站在“长沙汽车东站”前时,才发现这个城市有三个汽车站,而我却来错了地方。
  几个好心人帮我在纸上写下了“长沙汽车西站”几个汉字,当我向数位出租车司机出示了这张纸片后,他们只是嘲笑地看着我,张开双手,摇摇了头,示意我说那儿太远了。最后,我终于说服了一个骑着摩托车的人载着我前往目的地。半小时后,坐在摩托车上的我开始感叹这个城市之大。行驶了一个小时后,摩托车司机开始停下了向路人问路。又过了一个半小时,太阳下山,我的手机电池也消耗殆尽,焦虑不安涌上心头,正在这时,摩托车停在了长沙汽车西站前。
  和北京南站不同,这里看起来一点也不像飞机场,但也不乏相似之处:这儿也很大,有成千上万的人提着红色礼品篮。这儿也有许多想为我提供帮助的人,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但他们没有穿着制服,看起来也不像乘务人员,他们试着向我兜售汽车票,或者递上当地夜总会的传单。我笑着说:“不用,谢谢”,走向售票处,登上了开往凤凰的大巴。
  和高速列车一样,中国的公路大巴和我在德国乘坐的差别也很大。在德国,如果我想花很少的钱从柏林到汉堡,我就选择一辆安静舒适的长途巴士,好像乘地铁一样安静地坐上两个小时,和身边的人没有言语甚至眼神上的交流。而这辆开往凤凰的大巴给人感觉,就像放暑假前的最后一天坐在拥挤的校车上。脏乱吵杂,还散发着阵阵臭味。人们似乎都相互认识,互相分享着食物和饮料。他们很快接纳了我,向我喊着“Hello”,并询问我的名字。他们和我分享烤熟了的玉米棒子和泡椒凤爪,我和他们交换微信号,听取他们关于旅行的建议。
  当我们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我又一次想起了高速列车——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行驶速度如此之快的大巴。起初我被刺耳的喇叭声、道路的坑洼还有那些载重超标的大卡车吓得心惊胆战,但过了一阵,我发现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本该不幸身亡的我却安然无恙。司机显然很在行,于是我放下心来,开始和周围友善的人们练习基本的中文,甚至还有好几小时的时间欣赏美丽的湖南风光。
  此时,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小城,想起了那挂着“晚点20分钟”标识的小火车站,那些没人交谈的整洁的巴士,想起那冷冰冰的平凡无奇和那种认为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的感觉。而此刻,我身在中国,面对着最新鲜和最古老的事物,面对高科技的动车和满是尘土的巴士,激动不已,我着迷了。当我抵达凤凰,从车上走下来后,仔细观察,发现这是一辆由梅塞德斯·奔驰公司生产的老巴士,可能产于上世纪70年代。车身的一侧有一个除了我以外所有的乘客都不认识公司的标识,这是一个德国本土巴士旅游公司的名字——德国人把旧巴士卖给了中国。从北京南站到凤凰遥遥数千里,但此刻,我感觉仿佛回到了故乡。
  (Jochen Pioch居住在柏林,在今年9月开始中国之旅,他是《明镜》周刊、《GEO》和VICE的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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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 版: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