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斌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3年最后一张经济成绩单：GDP同比增7.7%。
　　这个数字为14年来最低，但经济增长质量已经出现变化。在GDP构成中，服务业占比首度超过制造业，同时能源消耗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升级取得一定效果。
　　不过，这与去年中期中国实行了力度有限的经济刺激政策有一定的关系。从经济结构分析，过去一年的经济增长还是依靠投资推动取得的。
　　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向世界详解这个数字的时候，中国的地方政府也在提交着自己2014年的目标成绩单。
　　梳理已举行“两会”的28个省区市的《政府工作报告》，综合来看，2014年全国GDP的目标增速将可能是7.5%。
　　都说2014年是新改革元年，有喜有忧：喜的是，结构调整见到效果，调控思路有所变化；忧的是，结构调整路途漫长，政府时不时的还得依靠老手段来稳增长。“结合2013年的GDP结构和2014年的发展趋势，投资或仍是经济增长主动力。”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研究员刘杉说：“GDP若要稳定在7.5%，没有投资拉动，很难实现。”
　　这一点从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中也可看出端倪，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可能在2014年得到强化。特别是，改革和债务问题纠缠在一起，异常困难。在改革和经济稳定中找平衡，是今年各级政府的技术活。
　　地方政府的“硬任务”
　　梳理已公布的28份《政府工作报告》会发现，21个省份下调了2014年GDP增速预期，占到总数的四分之三；上海、浙江、新疆、江西、湖北、辽宁5个省份基本未变，仅变换了“左右”“以上”等字眼；山东和广东两个省份上调了GDP增速预期，但幅度较小。
　　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2013年的目标完成情况并不理想，有14个省份GDP的实际增速并未达到当年预期目标，不得不下调速度。这是其一。
　　第二，新一届中央政府强调“不为GDP”，强调“发展质量”，“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速评定政绩的偏向”这点地方都认识到的确是动真格了，地方需要乘机变革，使增速符合高层划出的“经济运行合理区间”。在这种大的基调下，原来的高GDP模式的确难以为继，下调也是给自己解压。
　　不过，一些地方官员认为，“不以GDP论英雄”，于地方政府和干部而言是大大减负，给了地方更大的施展空间，但这并不等于地方的发展可以慢半拍。
　　全国今年的GDP增速目标将可能定调为“7.5%”。按惯例，每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确定第二年的目标经济增速，这一目标会在第二年全国“两会”开幕时由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公布。
　　陕西省长娄勤俭在解释2014年增长目标定位11%时明确说，陕西的预期增长目标按高出全国3.5个百分点安排，这释放出2014年全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7.5%的明确信息。
　　业内人士认为，在后GDP时代，保障7%—7.5%的“下限”仍然是硬任务，只是发展强调的不是单一的GDP增长，而是全面、均衡、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要求会更高。
　　这个“硬任务”可以在各省的GDP增速目标中找到端倪。
　　在已公布《政府工作报告》的28各个省份中，其中13个省份的下调幅度在1%以内，算上7个持平或调高的省份，大多数省份“保增长”意味仍然明显，各地的增速竞赛不会停止，只是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和中央的政策风向进行了微调。
　　四川、贵州、陕西、宁夏、青海、黑龙江、内蒙古和吉林，这8个省份明显调低了目标增速，它们全部属于国家统计局口径下的“中西部省份”；另外，2013年它们都提出了超过11%的高增长目标，但是无一完成。
　　黑龙江、内蒙古和吉林三省区2014年的目标增速下调最为明显。这三个省2013年的实际增速比预期目标分别低了3、3和3.7个百分点。由于2013年提出的目标过高，因而地方政府不得不作出明显的调整。
　　投资仍然是主力
　　目前，经济增长的压力尚存。
　　2014年1月汇丰制造业PMI初值49.6，较去年12月的50.5大幅下降，不仅跌破50枯荣线，也创下6个月以来新低。自2013年10月以来，汇丰中国制造业PMI终值一直处于下降态势。
　　所以，确保这个“硬任务”得以实现的手段地方政府依然瞄准投资和出口。
　　可以看到，部分地方在下调GDP增长目标时，并没有下调投资和出口的主要指标，表明投资和出口将成为“保增长”的重要动力。
　　固定资产投资是衡量一地投资水平的重要指标。目前，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据可查的19个省中，有5个省下调了经济增长目标，但并没有下调固定资产投资的目标。
　　出口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较大，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较小。在提出了具体的进出口（出口）总额增长目标的12个省份中，除前文提到的广东省大幅下调相关目标以外，多数省份都只进行了微调，还有5个省份，提出了和上年持平甚至更高的外贸增速。
　　这5个省都调低了2014年的预期经济增速，但并未调低进出口贸易额的预期值。福建和甘肃的外贸增长目标还比2013年提高了2个百分点。一边调低经济增长预期，一边保持外贸的高增长目标，或许表明一些地方对于2014年内需的担忧。
　　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是，外贸大省广东省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相关预期目标较上年大幅调低。广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进出口总额较上年增长1%，这一目标远低于2013年的5%。有意思的是，广东2013年进出口总额超额完成预期任务，增长10.9%，在这一情况下大幅下调2014年进出口增长预期，或表明广东对2014年国际经济形势的判断较为严峻。
　　这一点恰恰与中国商务部的判断基本相符。
　　1月16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2014年的外贸预期增长很难准确判断，一般认为不可能高于去年的水平。”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说：“2014年消费很难大幅提升，这与收入分配不公和社保滞后有关，不能实现立竿见影的改变；而出口则会受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另外美联储缩减QE也会使得新兴市场汇率贬值，这既与中国构成竞争，也抑制中国对这些国家出口。”
　　据报道，目前已有18个省下调了城乡收入增长目标，占已统计省份的七成。这些省份制定的居民收入增速都低于GDP增速，这也预示收入分配改革不会走得太快。“所以，结合去年的GDP结构和今年的发展趋势，投资仍是经济增长主动力。”他说，“没有投资，经济稳定不住7.5%，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又成为重要力量。”
　　“过去一年的经济增长还是依靠投资推动取得的。”刘杉说，事实上，在去年中期，中国实行了力度有限的经济刺激政策，才得以避免经济出现“硬着陆”，其中8月固定资产投资出现拐点，增速上升，但在9月后，固定资产增速再度下降，这说明此番经济刺激是短暂的，并没有延续过去的老路子，这在GDP季度统计中也可以反映出来。
　　一系列的数据表明，中国经济目前并未企稳。2013年三季度环比增长2.2%后，四季度GDP环比增速再次下降到1.8%，同时，四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在下降；另一个反映经济趋势的先行指标，工业价格指数PPI，也在四季度连续出现环比持平，改变了三季度价格上升局面；1月份汇丰制造业PMI初值49.6，跌破50枯荣线，也是一个佐证。
　　这些指标预示经济出现短期见顶信号，2014年经济增速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这种背景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可能在2014年得到强化，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建设对经济增长的维系可能进一步增强，进而影响到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任务的完成。在各地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到这个冲动。
　　天津和云南两地，在下调目标经济增速的同时，甚至调高了固定资产投资的目标增速。一边要降低速度，一边要增加投资，看似矛盾，实则表现出当地政府以投资保增长的意图。
　　刘杉分析：今年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是，一方面一些省份夸海口要用行政手段压产能，另一方面，他们还要靠投资拉动GDP。当然，拆厂房也会计入增长。
　　经济结构调整会抑制传统投资，但地方政府为防止工程烂尾，会继续追加投资，国家发改委已经同意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借新还旧”。
　　7.5的“空间”够不够？
　　目前经济学家普遍预测的增长目标为7.5%的理由有两个：一，增长很重要，2013年达到7.5%的目标已经超额完成，再考虑到经济复苏，2014年增长率应该会为7.5%。二，增长率与就业相关。有官方研究机构认为，低于7.2%，会影响就业，因而增长率一定要高。
　　这两个理由在另一部分经济学家眼里并不充分。
　　刘杉认为，考虑到十八大制定的国内生产总值翻番的目标，在前几年已经有较高基数前提下，只要7%，即可超额完成任务。因此GDP目标可以定在“7%—7.5%”之间。既然要推动全面改革，就一定会影响到经济增长，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目前的条件下，改革比增长重要。
　　考虑到外贸增长快速，美国经济复苏明显，因而出口或能有不错贡献率。因此，适度调低增长率，就可减少对投资的依赖，促进转型。
　　按以往惯例，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维持充分就业，较快的经济增速往往被看作是保就业的必要条件。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反驳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在中国“增长保就业的逻辑在改变”。
　　他指出，从总量供求看，劳动力供给的增量近几年大幅下降，已经显著小于非农就业代表的需求的增量，和10　年前甚至5年前比，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适龄劳动人口增量的下降和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使得失业率下降，但是自然失业率在上升（即，由于劳动力市场摩擦以及供求结构不匹配所导致的失业）。这种结构性矛盾体现在：青年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快速提高，和旧的经济结构的技能要求不匹配；独生子女家庭以及人均收入的上升使得青年人愿意且能够花更多时间寻找满意的工作，由此大学生就业困难部分反映自愿失业增加；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农民工在城镇永久居住和就业的难度加大。
　　彭文生说：“自然失业率上升对应的是潜在增长率下降，降低自然失业率、提高潜在增长率需要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就促进就业而言，总量刺激政策的作用下降。”他说，“固定投资增长快速，但并没有带来想象的就业机会。”
　　债务引发的投资冲动
　　经济下行压力大，地方政府不敢给企业增加成本。同时，地方债也到偿还高峰期，政府不能少了收入。
　　地方债务是地方政府2014年存在投资冲动的另一大因素，中国政府在推动政府改革的同时一定要顾及地方债务问题。
　　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经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列为2014　年的重要任务，除了控制新增债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地方政府要逐步将其债务纳入预算管理。若要控制新增债务，限制地方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或将放缓。“改革一定要有阵痛，不仅包括经济放缓，还可能会出现银行不良资产的上升。”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在国际金融论坛2013十周年年会上表示。
　　审计署去年12月30日公布的地方债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中央和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30.27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为17.89万亿元，中央政府性债务总额12.38万亿元。
　　如此之巨的债务风险将如何化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了一些重点解决方案，包括建立地方主体税种、要求国企支付红利、减少地方政府支出责任，以及发行地方长期建设债券等。“土地财政将难以持续，但中央财政不能为地方债买单，如果中央财政买单，将变相鼓励地方政府赖账。但涉及民生、社保及保障房的债务，中央财政理应给予一定支持，其他的一概不能再托底。”成思危表示，“我最担心通过通货膨胀来稀释地方债务。预计明年CPI将在3.5%—4%之间，超过5%时就应当警惕了。”
　　但如果中央政府无法帮助地方政府有效化解债务危机，地方政府就会仍然想方设法提高GDP增速，仍会继续依赖房地产，这显然阻碍改革和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