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搏非
　　去年，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已经谈过一些书，这次，说几本没有谈过的。
一
　　2013年春，由于在共识网上读到陈子明的一篇评论，我们把李肃的这本《真相：谁推动了中国改革》重新找了出来，还在书店里做了码堆。这本书出版四年之间，似乎并没有引起很多关注。但这本书的立场和内容，却恰可以加入到近一年来关于中国改革的道路之争，于是，我们书店特意将此书放到一个醒目的位置，希望大家注意。
　　这是一本谈论30年来中国本土的企业和企业家命运的书，作者参与了从8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和企业运动，书中50个企业案例记录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那些来自于民间的不屈激情和新制度想象，虽然其中大部分的企业家不是曾经身陷囹圄就是还在牢狱之中。如苏乃熙（福州二化）、唐万新（德隆系）、顾雏军（科龙）、龚家龙（天发）等等。
　　解释中国近30年的经济超增长是一个关于未来该如何走的大问题，最近几年，海外国内都在说“中国模式”，虽有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叙述，但大致都归于中央集权下的高效率，除了张五常的“县域经济”稍有不同，但依然建立在（地方）政府的竞争力上。关于中国经济的超增长，至今为止几乎找不到一份合乎逻辑的完整叙述。但李肃的这本《真相》给出了“中国经济超增长”的一部分真正的“真相”，那就是自下而上、前赴后继的企业家的“创新”，这些创新企业家在政治、政策、金融等所有的条件呈现大面积短缺的情况下，以极大的甚至是坐牢的代价，换来了每一点艰难的政策进步，换来了后来者的财富故事。这些因之而坐牢的企业家若放到晚几年，就会是财富榜上的好汉，民族品牌的英雄。而他们曾经聚集起来的企业形态和社会财富，亦可能转化成社会福利而不至于以极为荒谬的方式消散。
　　熊彼特对现代经济的核心解释在于经济的“创新”，这里的“创新”是指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即新型的企业，而创新的主体就是企业家。中国30年来的变化亦全赖这样一批有胆有识的企业家，他们甚至以企业生命和个人生命的代价，换来了今天稍稍进步了的法律环境和金融环境。我们有很多平时也批评时政的书生，在看到地方建设中那些高耸的大楼和宽阔的街道时，会感叹这个政府还是有效的、有抱负的，而不知道这不仅是被民间的反抗逼出来的，而且，若政府真的有效、社会环境真的法治化，与权力对冲的成本再小些，则社会财富更会有成倍的增长。那些来自于民间的财富欲望所转化的创新动力，以及有效对冲荒谬政策后的自主的基层经济，才是中国经济超增长的真正根源，企业家，包括尚身在囹圄中的那些，他们，才是推动中国经济进步的动力！
二
　　自韦伯以后，“世俗化”历来被认为是现代性的一个必然结果，几乎无人质疑。直到冷战结束，21世纪的大幕终于以9.11的方式揭开，政治神学才在现代性的世俗化几乎走到尽头的时候，重新显现出它在人类生活中的绝对性，而且以此来看，冷战时期只是以意识形态的绝对性取代了神学而已。
　　由哈贝马斯与四位神学家的讨论集成的《对于缺失的意识：一场与哈贝马斯的讨论》一书，讨论的便是这样一个问题：在现代性的理性运用下，信仰何以保全我们生活的意义。或者说，我们有无可能，在公共领域中达成理性与宗教的盟约，不仅让我们的生活获得意义，同时亦不至于走向极端主义。哈贝马斯的论文即此书的书名“对于缺失的意识”，在这篇论文中，哈贝马斯给出了一个宗教与现代理性共存的方案。
　　卡尔·洛维特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德国哲学家，虽然他原创性的思想不多，但他对那些伟大哲学家及其思想和时代的叙述，几乎无人可出其右。他那本《从黑格尔到尼采》曾在20年前发生过很大影响，隐然开启了对欧陆哲学的与此前完全不同的读法，前几年，他的自传性的思想史著作
《1933：一个犹太哲学家的德国回忆》
出版。在书中，洛维特几乎写尽了魏玛前后的德国思想家们，这些思想家们的思想完全附着于历史的运行，那些晦涩的言辞直接地指称并引导着那个如命运般无法阻挡的历史。
　　2014年1月，洛维特的 《雅各布·布克哈特》出版，书的第一部分是“布克哈特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态度”，大约30多页。那么布克哈特与黑格尔于历史哲学的看法有何不同呢？从表面上看，他们都将“人的自由”置于历史哲学的顶端，都认为若人是自我决定的，那么便是自由的。然而当将此“自由”置入历史时，冲突便发生了。布克哈特所期望说明的，是自为的个体如何能在历史的公众事件中保持自身自由，而黑格尔则完全相反，他希望说明个体如何为了完成历史的公共事件在参与历史的过程中由自身解放出来，从而获得自由，这也就是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然而黑格尔的这一历史哲学中的“积极自由”，在布克哈特看来是个体“不自由地被当前的黑暗强权所驱动”。
　　布克哈特以及后来更多的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质疑持续了100多年到现在，黑格尔式的泯灭个体的历史目的论已经少有人信服了。然而这种历史观我们曾是如此熟悉，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甚至也同意为了崇高的历史目的而牺牲个人甚至牺牲某些群体是一种更高的道德，即便革命乌托邦早已崩溃，愿意反思当年和道歉的人也还寥寥无几。
三
　　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并不是新书，1991年出过、2003年也出过，这次由商务再出变成了汉译经典的白皮本。此书在2003年再版时，译者特意加进了作者三篇在千禧年将临时的两个演讲和一个访谈，作为附录，这几乎构成了此书最有价值的部分。
　　附录的“千禧年视角下的西方法律传统：过去和未来”，短短40页，概要地完整叙述了西方900年法律演变的基本线索，伯尔曼在这篇演讲中表达出他作为一个深切关怀人类命运的伟大法学家的最深刻想法。
　　伯尔曼将未来的根本的希望寄托在宗教上。他说：“事实上，在世界各主要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能够支持一个世界共同体和一个世界法传统逐渐发展的共同精神信仰……一种超越于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力的精神本体。1993年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发表了一项由汉斯·昆起草的宣言，宣言确认了某种精神本体的普适性，指出‘我们所谓全球伦理，并不是一种全球意识形态或者一种超越所有现存宗教的单一的统一宗教’，而毋宁是‘一种对那些有约束力的价值、不能取消的标准和个人态度的基本共识’”。
　　那些“不能取消的价值”，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四
　　再说两本偶尔翻到的书。
　　《宁静的地平线》，张郎郎的新著。张郎郎很传奇，文革前曾组织了一个文学沙龙“太阳纵队”，文革入狱十年，差点被枪毙。据说枪毙的名单送到周恩来那儿，见张郎郎是张仃（张仃是延安时代的文艺家）的儿子，才留了下来，活到现在。这本集子中有很多当年“革命文艺人”的故事，一个比一个惨。但张朗朗写得真好，第一篇写阳翰笙的女儿欧阳超华，就像那些黑白照片在远远的、干净的空气里飘着，象梦一样躲无可躲。
　　另一本是朱光潜的《美学批判论文集 维柯研究》。有意思的是这“美学批判文集”，竟是当年的大批判文章和思想检讨。第一篇便是当年批胡风时的“剥去胡风的伪装看他的主观唯心论的真相”，第二篇估计则是当年朱先生向党交的思想检查。当然，象朱先生这样的大学者，这种检查是要登到报上的，标题是：“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翻，果然，原载于1956年6月《文艺报》第12期。
　　刚读到阿伦特对现代极权主义的一个论断，记在这里，可以引证上面两书：“恐怖不是一种额外的政治手段，而是现代暴政的主要动力和逻辑。”
　　最后，借这个机会，向去年年初去世的两位知识分子致敬，他们是中国的许良英先生和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德沃金，他们都有伟大的良知、深刻的同情心和坚定的人类进步的信念，他们在坚守这个世界的善度过了一生。
（作者系季风书园创办人、三辉图书总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