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延龙
　　节后闲谈，一位在西安某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感慨：年后上班第一天，办公室忽进来两个人，证件一亮说是纪委的，然后查岗、检查电脑上有没有在玩无关工作的事——“不是什么大事，但大家都很紧张”。
　　大抵上，官员遇到纪委的同志，天生容易紧张，尤其是不打招呼、不请自来的时候。这位朋友说，过去纪委也常来检查工作，但往往事先打个电话，或者发个短信，提前知会一声，所以如今的情况，尽管知道是出于“大形势”，尽管自己也未必就有什么问题，心情依然很复杂。
　　去年这个时候，中央颁布“八项规定”不久，当时跟一些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们聊天，大家谈得最多的是“谁谁谁又被通报批评了”——不外乎在某酒店吃饭被偷拍，或者车子超标被举报——这些往往不被看作什么大事，然而大家感同身受，觉得当事者“好可惜”，最后感慨说，这个人竟然就被纪委查到了，或者被举报者看到了，“实在是运气不好”。
　　所以这一整年，大多数基层乃至处、厅局一级的官员心情都很复杂：从良知讲，官员们能认识到这一轮反腐、整治党风政风确有必要，从内心深处拥护；但从个人理性讲，又忐忑于自己是否会因“运气不好”被抓了典型。另外，个人利益受损则是很明显的事，比如一些礼品卡不敢再收，过去配的车子可能要换，也不能再随便出国旅游，等等。
　　至于再高层面的官员，他们所面临的反腐考验和环境，又是另一回事。那些大案要案背后的故事，不容易说清。
　　“大形势”、“大环境”已然很清楚，现实已彰明，在当下中央反腐的决心不容置疑。但在现实中，“治官”与“治吏”，其实是两个环境，两种逻辑。
　　从道理讲，省、市、县一级地方主政官才可称“官”，他们向地方人大负责，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大表大会制度是监督、制约他们权力的重要制度保障，也就是通常讲的，监督官员权力要靠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行政队伍中大多数人虽然也被称作“官”，但他们其实只是“吏”，无论是普通的公务员，还是处长、局长，他们向部门长官负责，向地方长官负责，做实事，办文案，他们与社会接触最多，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作风的观感，主要来自于这些“吏”。
　　相比于“官”，“吏”是更庞大的群体，普通人印象里，好像治好了“官”，“吏”就自然而然治好了，其实远非如此。治吏自古就不是易事，政府中的事情，有些摆在桌子面上，有些则隐藏在桌子底下，一般人只注意桌子面上的事，比如省长如何讲话，市长如何工作，其实桌子底下的事也同样有力量，有影响，各项具体事务程序到了吏手里，安排可疾可缓，工程可增可减，财赋可侵可化，处理可轻可重，这些事办得好不好或者对不对，常常又难以追究，难以追责。
　　去年6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说，“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其实就已经将这两个次第讲的非常清楚，“管好干部”和“从严治吏”是两个维度的概念。正是因为“吏”的群体实在太庞大，他们裁量权宽泛、上下混杂，又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所以才更需要从严治理，包括不断的加强政治学习和日常管理、包括上级纪委的监察、四面八方人民群众的监督等等一大盘棋。
　　所以如今从严治吏下，“胥吏”们时刻担心自己“运气”不好，有所忐忑，其实已经是这一轮反腐的一大重要成果，毕竟，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百业并举，制度不够完整、不够完善仍是客观事实，但这都没有关系——人的动机调整了，规则的基本目的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