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
　　2014年1月13日，一位老人迎来了自己的109岁生日。
　　他的家在北京后拐棒胡同，国家“语委”的一幢灰色的老楼里。每天，我来到朝内大街166号西配楼的办公室，透过窗户往南望去，眼前经常呈现这样一幅场景：三楼的一间促狭的书房里，一位老人坐在书桌旁，看报，间或伏案写作。许久，窗帘被拉上，我的视线才又回到办公室，一间同样陈旧的房间里。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目光所及的这位老人是谁，他会有怎样的人生传奇。不过这一举动渐渐成为了一种习惯，工作之余望望不远处的那间房子，既是一种休养，更引人遐想。老楼，老人，老故事，我有点沉醉，心底有时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愫，好奇又不愿解开谜团。
　　直至有一天，我们编辑部来了一位老作者，带来了她写的一系列“听周有光先生讲故事”的文章，在她指点下我才确切地知晓对面的那位老人竟是大名鼎鼎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后来，这一组文章在我们杂志《新文学史料》上刊登，反响热烈。作者进一步补充完善撰写成一部书稿，最终定名为《老藤椅慢慢摇：周有光和他的时代》。周有光先生亲笔题写书名，并提供了大量珍贵照片，书出版后我们两位责编一起来到周有光先生家里送样书，更近距离地感受到这位文化老人的魅力和风采。那年，老人107岁。
一
　　现在，很多人一提到周有光这个名字，首先想到的是这位老人的高寿。诚然，作为一位历经晚清、北洋政府、民国、新中国四个时代的人物，周有光先生是名副其实的跨世纪老人。他的一生经历了很多坎坷，年轻时患过肺结核、抑郁症，抗战时期经历丧子之痛，算命先生曾经预言他“活不过三十五岁”，就连他的妻妹张兆和都说：“二姐嫁个痨病鬼，哭的日子在后头。”但是他却活到一百多岁，对此他笑言：“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
　　其实，上帝一点都不糊涂，周有光一生淡泊名利，心胸宽广，静思致远，顺乎自然。他并非一味追求长生不老，对俗物、生死看得很淡，他说：“我对于‘名’无所谓……我说‘无财同样一身轻’。我现在钱不够用也不愁，明天讨饭今天也不愁。”“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
　　他有一个“三自”政策：自食其力、自得其乐、自鸣得意。一副天生的乐天派，他活得很自我，但是对于别人的帮助却也从不忘却。“文革”时，他被打成“黑帮”，到宁夏“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当时他患有“青光眼”多年，一直靠一种麻醉药物治疗，在宁夏此药用完了，当时需要单位开介绍信才能在北京大医院购买。周有光夫人张允和去找单位留守的负责人开介绍信，此人坚决不给开，是一位叫周天行的人冒着很大风险把开好的介绍信给了张允和。这件事过去很多年，周有光都一直心存感激，怀揣着一颗感恩的心，他说：“人家的一点点好，我们永远不能忘。”直到晚年他也本色不改，从不倚老卖老。那次我们去给先生送样书，听到先生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谢谢”。多么谦虚、和蔼的老人！
　　行文至此，不得不提张允和，她1909年出生在安徽合肥，是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之一。1933年，她和周有光结婚，直至2002年以93岁高龄辞世。两人相濡以沫近七十年，举“杯”齐眉，两“老”无猜,堪称神仙眷侣。
　　除却良好的心境、美满的婚姻，周有光先生高寿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他乐于思考、勤于写作。他八十五岁离开办公室，但并未停止思考，他关注现代化与全球化，关注公民教育，晚年开始写作杂文，继续履行一名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承担的责任。他说：“学而不思则盲，思而不学则聋。”百岁之后他仍笔耕不辍，相继出版了《百岁新稿》《见闻随笔》《朝闻道集》《静思录》等，发出自己的声音，为社会散发着光和热。正如李泽厚所说：“周有光先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二
　　周有光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但是他却谦虚地表示：不要这样称呼他，他只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之一，一名普通的语言文字学研究者。令人称奇的是，周有光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专业研究语言文字学的。1923年，他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的是经济学专业。曾任职国民政府农本局、新华银行，后来在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可谓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经济学家。只是在1955年奉命调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与制订了《汉语拼音方案》。周有光先生的孙女曾开玩笑说他“搞经济半途而废，搞语文半路出家”。不可否认的是，“半路出家”的周有光对汉语拼音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周有光能从经济学成功“跨界”到语言文字学，并非偶然，奇迹背后是常人无法预知的努力与汗水。周有光出生在常州青果巷，巧合的是从青果巷走出了三位语言大家：赵元任、瞿秋白、周有光。他在就读常州中学时，就兴趣广泛，课余时间便阅读了不少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书籍，并开始写作、发表语文方面的文章。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周有光就向当时由叶籁士创办的刊物《语文》投稿，虽然现在看来文章有些幼稚，但凝聚着青年周有光对语言文字的最初理解与思考。后来他业余参加倪海曙主持的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在《语文知识》上发表文章，1952年出版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1954年出版了《字母的故事》。这些都是他在正式进入专业研究领域之前的准备工作，正是有了这些准备才最终实现了外界看来的不可思议的华丽转身。
　　周有光在语言文字学方面可以说是自学成才，究其根本还在于他好学、上进的人生态度。上世纪四十年代，他被新华银行派去美国学习考察，其间和张允和去密歇根大学度假，恰逢赵元任在密歇根大学暑期学校讲学，张允和选修赵元任的课程，课上发讲义，是赵元任新设计的“汉语拼音第二方案”，即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方案。周有光看到后感到很好，把这份讲义妥善保管着。后来在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时，这份讲义成为重要参考。
　　还有一次，为了教一位外国朋友中文，周有光做了一份《中文十课》的教案。一次聊天时，他请罗常培看了教案，罗常培告诉周有光：不用声调教授中文不好，周有光很感激并认真接纳了这一建议，并继续努力研究汉语的拼音化问题。正是因为好奇、用心，对新鲜事物充满无限的求知欲，周有光才成就了现在的自己。
　　过去的一年，我们失去了好多位文化老人：梅娘、牛汉、纪弦、冀汸。曾经的风流人物远去了，也带走了些许那一代人的精神和气质。斯人远游，不胜哀惋。我们惟能做的，就是多从这些大师身上汲取充足的养分，养己浩然气，给稀薄的人文气息增添正能量。正如109岁老人周有光所言：“要能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老藤椅慢慢摇，多情人不老，虽处陋室，却也能激荡出人生的绚丽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