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
　　清谈可以兴邦，清谈表达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力，比如《世说新语》时代。
　　那个时代，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美属于个体，而非王朝。那时的王朝，阴谋横流，太丑陋了，但美的理念却在清谈中觉醒了，清谈成了名士范儿。
　　清谈，风发了美，美在《世说新语》飞，从玄学美到诗性美，从田园美到山水美，从个性美到格律美，从兵法美到书法美，从人格美到人体美……
宁作我
　　美的理念从内心醒来，照亮了那个时代士人的姿，士人的态。
　　在王朝作揖，怎如到山水中去放歌？不是游山，亦非玩水，而是以山水为导游，走向自然美；无需咬文，何必嚼字，以山水为师，游心太玄。内心里有阴云，怎能游心太玄？人不清净，何言太清！
　　太玄、太清，皆为老庄之道的天地之根。因此啊，天地之美、山川之美还有人格的美是统一的，人与山川相映发，那才美！
　　人啊人，你要有怎样的怀抱，才能与这无处不在的美相映发呢？
　　王羲之《兰亭序》诗云：“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当“游心太玄”时，那还是把自然作为对象化的认识活动，而“适我无非新”则主体化了，主体性的“我”，与宇宙相映发了。
　　王羲之的诗，继续“寓目理自陈”，可他于理上并未深究，只是审美，清谈而已，与先秦诸子争鸣迥异。百家争鸣，其实是争霸，一定要有霸气，而清谈，则如同选美，首先要美。
　　争鸣要“定于一”，而清谈媲美，美怎能“定于一”？
　　美，源于自我意识，东晋大将桓温问名士殷浩：“卿何如我？”问得很有霸气，这在先秦诸子，定要争鸣一番，可殷浩却莞尔一答：“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桓温一问，欲起争鸣，可殷浩却一个华丽的转身，回到自我，使桓温一问落空，而自我之美凸现，这就是“清谈”了。清谈不以理胜，而以美胜。
　　殷浩在当时是清谈名家，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升官就会梦见棺材，要发财就会梦见粪便？他回答说，那是因为，当了官，人就会跟尸体一样腐臭，而财物，本来就是粪土。此语一出，不胫而走，很快就流行了。
　　后来，殷浩北伐失败，连累了清谈，蒙受误国之冤。其实，桓温攻讦殷浩，却没有怪罪清谈。相反，他对于殷浩的清谈功夫，由衷佩服。殷浩跟王导清谈，桓温去作陪。王导是东晋政权的奠基人，大政治家，王羲之的伯父，满门皆一代名士。两人来回辩难，到了三更。第二天，桓温对人言，听殷、王清谈，真妙不可言。
　　爱清谈的民族，必定爱美而又思想活跃，必定自由而又充满活力。争鸣趋于力，开拓出两汉大格局；清谈趋于美，美出个大唐盛世。
　　不是所有王朝，都能像汉唐那样成为中国代表。秦和隋很伟大，但时间很短；宋和明很富有，却亡于异族之手。
　　世说新语时代，是个文化中国的世界，被士人担待起来。
　　五胡乱华，乱了王朝，而中国却依然挺立，结果是，五胡都被汉化了。先是匈奴人改姓为刘，以汉朝正统自居，其后，更有鲜卑人全盘汉化……
　　那时，东西方皆困于游牧民族。在西方，只有帝国在抵抗，而文明却没有投入战斗，其基础早已被掏空，疲惫的罗马帝国，终于崩溃了。
　　而东方，晋朝亡了，但中国未亡，从文明的根柢里，调动出了民族赖以生存的最伟大的力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而清谈，便是这一力量落在言论上，是言论自由的个体化形式，尽管还不是普遍的法权形式，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得以释放。
　　这力量，不但救亡，还推动文明生长，生出伟大的盛唐气象。盛唐气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从世说新语时代的走来，那清谈带来的思想力，在淝水之战时就做了预告。
　　文明的抗战
　　雷海宗指出，四千年中国历史，以淝水之战分界，分为两周。
　　第一周为“古典的中国”，经历了五个时代，至此已衰，按照文明古国老例，衰落以后，其历史形态便要终结，而中国却以淝水之战得了新生。
　　第二周为“综合的中国”，其血统和文化，都起了很大变化——“胡汉混合、梵华同化”，历史的重心，从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了。
　　他的历史形态说，着眼于王朝兴衰，有一种世界眼光。
　　他说，埃及文化由生到死，不过三千年，先是被希腊征服而希腊化了，后来又被回教徒征服而阿拉伯化。今日世界上，已没有埃及人，埃及文字，或埃及文化；今日所谓埃及的一切，都是阿拉伯的一部分。巴比伦文化寿命与埃及相同，也被希腊征服，后来又被阿拉伯化了。希腊、罗马文化寿命更短，由生到死不过二千年；今日希腊不是古代希腊，今日意大利不是古代罗马。
　　而中国，由夏商以至于今日，历四千年而仍然健在，就是由于第二周的新生。此说一出，适逢抗日战争，雷氏遂以之为中国历史死亡第三周开端。
　　此番见识，打开了历史学的心胸，但其视野所及，亦有不足。
　　例如，他说中国历史第二周的大方向是向南发展，但第二周的唐朝，其历史的贡献主要还是在西域，帝国生命线上的进展以及新王朝的诞生，仍然在“龙门—碣石”一线。中国版图，还是在这一线搞定，文化中国跨越这条农牧分界线，同化游牧民族，形成了农牧混合型文明及其王朝。
　　雷氏以“兵的文化”来看历史进程，多少有点战争决定论，以之评价战争，那真是画龙点睛，以之为文明的本质定性，却难免有其局限性。
　　在“兵的文化”视野里，“文化中国”被王朝遮蔽了，看不见，故雷氏历史形态说，是针对王朝中国而言，还没有深入到“文化中国”里面。
　　而我们的观点，是立于文化中国，用“士的文化”来看。
　　这时，我们就发现，淝水之战并非王朝抗战，而是文明抗战，符坚只看出王朝风雨飘摇，却不知我文明依然风流，我文明的战士，并非旧王朝的兵，而是在世说新语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美的战士，也是清谈之士。
　　这一代新人，正是在落英缤纷的清谈中，理解了文明的本质，确立了人格美的范式——温润如玉，但绝不脆弱，江山辽落，从容而不迫。
　　谢安携友泛舟江中，初时，风和日丽，放舟远去，忽遇风暴，骇浪骤起，诸友皆惧，谢安泰然安之，说：如此惶惶，恐怕将无归矣！
　　这伟大的定力，便起于文明的根柢，谢安能立于此。因为，谢安是最伟大的清谈之士，他与诸友谈庄子《渔父》篇，玄学和尚支道林，率先开始，作七百语演讲，一展华丽之思，诸友亦一一道来，各尽其妙。随后，谢安问道：各位，还有要说的吗？诸友皆曰：言已尽矣。
　　这时，谢安开讲了，滔滔不绝，作万余语，如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思，如繁花万朵，开落皆自由，而萧然自得矣。四座闻之，莫不倾心。
　　当时清谈成风，连王羲之都怕这样谈下去会误了国事，而谢安却依然坚持，他说，秦任商鞅，二世而亡，难道是因为清谈吗？显然不是。
　　破落的王朝，早就亡的只剩下招牌了。士人抗战，要借助这块招牌，这块招牌，要靠士人扶起来。
　　然而，士人何求？除了“学而优则仕”，还要有自由！不自由，毋宁死，嵇康死了；不自由，就出走，陶渊明走了。而清谈，便是自由的渊薮。
　　谢安很清楚这一点，不管清谈有多少缺陷，他都要捍卫这底线。美的战士，本来就是为了自由而抗战，反过来，还要为了抗战而牺牲自由吗？
　　几乎所有王朝，都会以抗战的名义取缔自由，可真正抗战的，并非破落王朝，而是广大士族及其子弟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全民皆兵。淝水之战，胜就胜在破落王朝无法集权，难以统战，只好依靠士族，全民抗战。
　　因此，捍卫自由，才能抗战。为自由战，“时来天地皆同力”，连“八公山上”，都“草木皆兵”了，人与山川相映发，以山水游，亦以山水战。
　　淝水之战，都说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之战，从淝水一线来看是如此，就整体而言，胡兵南下，被围在江淮之间，而南朝战力，大都来自民间。
　　当符坚哀叹“草木皆兵”时，他就开始嚐到了什么叫全民抗战。正是民间起兵，各自为战，分散了胡兵战线，使之难以在淝水一线集中兵力作战。
　　而晋军，集中兵力，只要突破一点，就刺穿了胡兵的战线。
　　大敌当前，朝野不安，胡兵号称投鞭断流，可谢安却不动如山，因他胸中自有胜算，而胜算只有一条——王朝清静无为，让民众自发抗战。
　　谢安理解了这场战争，才有了这样一条胜算。他要做的，不是指挥战争，而是一谋不发，一计不用，却牢牢地把握胜算，让战争的本质自动显现。
　　符坚还以为，这场战争是两个王朝的决战，他不知道自己是在同一个伟大的文明作战，更不知道这文明在乱世里，开始了它的“第二周”发育。
　　不要以为野蛮人是天生的战士，凭藉着蛮力就无敌，那些爱美者，在美的高峰体验中，早已觉悟了生死，带着美去死，这样的战士雄强之极。
　　视死如归，何惧蛮力！淝水之战，几乎所有进入中原的蛮族都来会战了，这是“五胡乱华”之后的一次大决战，是蛮族之王与美的战士对决。
　　此战胜负，不仅关系到东晋王朝的生死，东南半壁的安危，而且关系到中国文明的盛衰。孔子当年赞管仲：没有管仲攘夷，我将披发左衽矣！
　　此时谢安，尤胜于管仲当年，可惜后世史官，皆无此文明法眼。此战，谢安神定气闲，那是基于对一个伟大文明的信念，这文明，在长江流域发育了新生代——以谢玄为代表的美的战士，他们是北望中原虎啸江淮的美少年。
　　他从文明的高度驾驭这场战争，以审美的境界把握战局，用美的战士迎敌，可古往今来，谁知？苏东坡能“遥想公谨当年”，谁曾遥想当年谢安？
　　淝水之战，没有计，只有美，战毕，他只说了一句：小儿已破贼矣！
　　呵呵，美者无敌！想想吧，那枕戈待旦的小儿，闻鸡起舞的男孩，横江击楫谁家子？此乃青春中国美少年，为美而战、为美而死的美的战士。
　　世说新语，“清谈”以思想力兴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