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馥李 肖悦
　　一场宏观战略调整激起的涟漪，正在冲击着北京的浙商群体。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正式拉开序幕，几乎垄断着北京服装加工、批零等传统产业的浙商首当其冲。
　　如果从浙商在北京安营扎寨算起，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被调整。从最早在前门当个体户，到后来聚集“动批”、大红门，再到此次被调整出北京，他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成长、繁荣，也伴随着城市的膨胀而集聚了大量资本和财富。
　　如果仅从外在来看，浙商的每一次迁徙似乎都有着中国式“拆迁”的无奈，但每一次迁徙之后，浙商们似乎总能凭借着他们的商业天赋以及对新的政商环境的适应，迅速找到做大财富的法门。
　　不管是从前门还是到大红门，再到此次的即将迁往的河北、天津，他们总能找到自己的商业利益共同体，让自己成为一个受欢迎的群体。前门的房东，大红门的村委会，包括此次极力吸引他们入驻的河北、天津的一些基层政府。到目前为止，已有廊坊永清、保定白沟和天津西青先后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
　　事实上，浙商们也正在找寻与国家战略共振的频率，这是一个宏大的资本转移蓝图，在京津冀一体化在今年年初上升为国家战略，北京诸多产业加速疏解和转移之后，缱绻于北京南城的庞大的浙商群体，已在寻觅新的发展空间，也不乏有精明的浙商早已提前布局。
　　过去三十年，浙商是中国最能把握市场机遇的商人群体，也是市场中最活跃的力量。在政府主导下的产业布局、城市规划中，浙商资本总能随着这种规划的延展、变局，不断寻找到新的商业机会，发现新的增长点，这一次，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中，酝酿着无数的商业变局。“浙商去哪儿”是把脉这场变局的重要参考。
　　探寻浙商在北京的南迁故事，要先从浙商在北京的代表人物卢必泽开始。
　　“浙江村”：前门往南
　　在北京浙商圈子里，卢必泽是公认的代表性人物。今年68岁的他，身形清瘦矍铄，眉毛已经泛白，但声音依然宏亮。6月10日，经济观察报记者拜访他那天，他正在接受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采访，这段时间，他常常要整理思绪，将这段奋斗史慢慢勾勒出来。
　　卢必泽的奋斗史要从第一次离开温州老家北上开始。那是在1981年，那时的中国刚刚呈现出改革的气象，卢必泽还在老家的乡里做裁缝，做一件成衣的手工费是五角钱。那一年，当他听说在内蒙古的乌海为煤矿工人做一件衣服的手工费是5块钱时，他毅然离家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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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代加工到自购面料销售成衣，从内蒙古乌海、经包头转战山西介休。卢必泽用挣来的钱，把家里的房子翻盖一新。
　　此次北上，也为卢必泽进军北京市场埋下了伏笔。1983年，在包头做服装的堂哥到北京采购面料，在前门的面料一条街上，偶遇一位工商局的工作人员，询问是否可以在北京销售服装，得到的答复是：只要有家乡的务工证明，就可以来。
　　之后不久，卢必泽的堂哥卢必良带领着几个亲戚来到北京，在南苑乡果园村住了下来。第二年，卢必泽跟随堂兄的脚步，举家来到北京，同样住在果园村。那个年月，小儿子卢希本来是准备留在老家读书的，但在送别父母上车时，抱着妈妈不肯松手，无奈之下，11岁的他也被带了出来。如今的卢希已成了在京浙商二代的代表。
　　虽然比堂哥晚来北京一年，但在若干年后，《温州晚报》做了一项考证，将卢必泽认定为进入北京的浙商第一人。其所在的果园村海户屯，也成了日后“浙江村”的圆心。若干年后，研究“浙江村”现象的学者们都很好奇，为什么是这个小村落成为首选？
　　卢必泽说，选择海户屯，是因为他是离前门最近的农村。从前门乘坐17路车到海户屯站下车，约五六公里的路程，只要半小时。从前门附近的珠市口到虎坊桥，街面上有很多销售面料的商店，这是原料采购地，而前门往南的天桥、天坛一带，可以将做好的成衣摆摊销售。
　　这种最朴素的商业判断构成了后来在京浙商圈的最早雏形。凭着已在外闯荡两三年积累的经验，卢必泽的生意开展得如火如荼。购入面料、日夜赶工、加工成品，拿到集市摆摊销售。凭借手艺好、做工精致、尺码总是比别人的齐全，卢必泽慢慢打出了声誉。那时，小儿子卢希已经开始推着凤凰的二八自行车，拖着大包衣服来往送货。
　　卢必泽经营成功的消息传得飞快，更多温州老乡们闻讯而来。在海户屯农民的闲房杂屋里，温州老乡们的缝纫机嗒嗒声响个不停，做好的衣服，已不仅限于在前门一带销售，还送到了北京各个集贸市场和路边摊档。
　　在这个粗放的发展阶段，他们开始遭遇第一次挑战。由于使用电烙铁和电熨斗太多，村里的电压难堪重负，到了晚上海户屯的村民们连电视也看不了，于是他们集体抗议，要求这些浙江租户们：晚上5点到11点不准开工。
　　但生意实在太好了，北京的市场容量足够大，温州人聚集的速度也成几何级数翻倍增长，以果园村海户屯为圆心，人们迅速扩围并填充到了周边的村庄。到1987年，粗略估计的数字已经达到了10万人，浙江村初具规模。
　　开疆拓土
　　初步成型的浙江村迎来了第一次大商机。1988年，经历了政治动荡的苏联和东欧国家，轻工商品极度短缺，国际倒爷们辗转北京，与浙江村建立了商贸关系。这里生产出来的皮衣，经由这条国际通路，成了风行东欧的抢手货。
　　一夜之间，浙江村里的缝纫机上，几乎全部改换成了皮子。邻近使馆区的雅宝路一带的大宾馆，几乎全部被浙商们包下来，用作样品展示和洽谈。雅宝路一带，也成为浙商做批发零售的第一个集聚地。
　　在描写浙商在京奋斗史的《瓯雁淘梦逐京华》里，作者卢立平梳理了北京浙江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他总结到，皮夹克贸易迅速敲开了浙江村的致富之门，很多浙商，都借助这次国际商机，完成了“第一桶金”的原始积累。
　　生产规模在迅速扩大，带来了产业集聚效应，但也带来了治安和环境的治理压力。从1985年开始，浙江村迅速聚集的人口，就引起了丰台区政府的警觉，因为日益增多的人口，密集的居住，带来了严重的治安和环境问题。
　　浙商们由此开启了与当地政府之间长达十年的“清理——逃跑——回潮——再清理”的马拉松式拉锯战。卢必泽曾经两次搬家，1987年，在限期搬迁令下，他搬到了大兴，两个月后又回来。1990年，因为北京要开亚运会，卢必泽再次搬到大兴避风，不久再次搬回来。每次搬迁，卢必泽都坚信一定能很快回来，因为丰厚的房租收入，已成了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每次搬迁，房东都是他们的坚强后盾，风头一过，房东们便热情欢迎回归。
　　1992年，开放的气氛又充盈了整个浙江村，为了治理大红门日渐增多的游商，政府也开始尝试着改变既有的管理思维，变堵为疏，探索与浙商们和谐共荣的模式。代表众多浙商利益的温州工商局，出面与丰台区工商局协商，在大红门地区建一个市场，容纳这些长期打游击战的零售商们。
　　这时的浙商们已经小有积累。通过温州市工商局，他们给出的建设思路是：政府出地、浙商出钱。之后，丰台区政府在木樨园桥南500米的地方，划出一块地，设计出一座5层楼的大型服装商场，来容纳这些浙商们，这便是后来的京温服装市场。
　　卢必泽说，整个项目的建设资金，主要来自浙商个体户的集资，每户交13000元就能得到一个摊位，定期4年。市场还没开工，摊位认购就火爆到极点，到1992年年底时，不得不摇号来解决稀缺资源的分配，后来，一个摊位号居然就可以卖到8万元。
　　1994年，京温市场建成营业。从事生产加工的浙商们在这里设置门面，形成了前店后厂的产业链。卢必泽一家在这里买了5个摊位，除了自己用，其中两个摊位，卢必泽又转租出去。
　　与此同时，浙江村的人地矛盾，仍然在继续演变之中。对于卢必泽来说，整个90年代，他不断被“厂房不够大”的问题困扰。“你发展得有空间啊，到1998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资本买地了，但是没政策。”卢必泽说。
　　建厂房需要地、居住也需要地。一种处于灰色地带的临时建筑——大院——开始在浙江村周边兴起，这种砖瓦结构的简易建筑，不需要多少投入，大院一般至少有三四十间房屋，既可以生产也可以居住。通行的做法是：由浙商老板们租用村里的土地，约定好租金，自己投资盖大院。当然，这种没有合法手续的建筑，双方往往要注明一条：如果政府清理执法，损失由浙商们承担。
　　有了前面数次清理，建大院的风险显而易见。但这仍然难以阻挡发展的脚步，因为有强劲的需求，建好的大院，往往迅速被填满，自用或转租出去，一年就能收回建设和租赁成本。大院迅速风靡，在南苑乡各个村建了起来，并跨过大红门桥，扩展到南四环外。这时，很多浙商已经嗅到了这样的商机，有人开始转为以建设大院为主业，到1995年，浙商们一窝蜂地盖起了50个大院。
　　而这一年，一次以清理大院为目标的整治行动也史无前例地开展起来。这一年6月，北京市召开会议，决心把流动人口控制在300万以内。当时，清理流动人口的重点在丰台区，丰台区的重点在大红门地区，“浙江村”外来人口的控制目标，是和本地人口比例1:1。这意味着，70%左右的浙江人，将被清理出北京。
　　1995年年底，大院全部被拆除，大清理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但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在雷霆的大清理过去没多久，转眼到了1996年，还在浙江村打游击经商的一些人就发现，原来浙江村的房东们，又贴出了小广告，热情招徕着浙江人来租房。
　　政策似乎又松动了，不少人偷偷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又在原来的村落里暂居下来，观察风向：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不到一年，浙商们再次回潮，很多大院春风吹又生。
　　一路向南
　　重新回来后。浙商们也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创新的空间。后来建设的大院，浙商们常常联合当地的村委会和乡政府，尽可能地以合作的方式共同开发建设大院，这些大院，由浙商出钱兴建，但名义上却是村集体或乡镇政府的资产。这个重要的经验，后来也成功被复制到了南中轴路上一个商业地产项目的兴建上。
　　1995年，大红门地区的大清理，时任南苑乡党委书记的陈重才是参与者和见证者。多年以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浙江村已经形成了显著的集群效应，配料、加工、运输、销售体系都已成熟，市场经济构建的平台是打不散的，这些人白天被送出去，晚上又自己回来做生意，浙江人是大红门的财富。
　　受京温服装市场的启发，丰台区政府也明显开始意识到，以服装产销为核心的集群，对地区的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加以引导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在这之后，政府的力量、浙商的资本，纷纷进入到大型商场的开发建设之中，一栋接一栋的服装商场拔地而起。
　　浙江村的客户群也悄然向外辐射，华北、西北、东北的客商竞相来此采购服装，以此为圆心，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的集群逐渐形成。而这种集群效应，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资本来到大红门，整个服装产业链也开始向两端延伸。
　　之后的故事是：浙商们的服装加工厂，沿着南中轴路次第腾挪。一个又一个专业的大市场，也从木樨园到大红门之间，先后矗立起来。在卢必泽看来，这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另一方面，浙商们不断需要更大的空间来发展，一方面，旧村改造和城市建设也在不断推动者浙商们向南迁移。
　　卢必泽的小儿子卢希，如今是浙商服装新城投资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从1999年之后，已经独立的卢希，彻底告别了服装加工，转而做服装市场，进入了商业地产的开发。之后，卢希先后开发了天雅服装大厦、天雅古玩城、天雅珠宝城。
　　浙商们在扩展的同时，也在寻找更为稳定的经营空间。这一时期，浙商们兴建起来的大院和厂房，经过了乡镇一级的批复，虽然仍然不完全合法，但至少暂时达成了稳定的契约。在北京的南部，无数浙商们潜滋暗长，日益壮大。
　　2009年11月，北京市发布了《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宣示将对南城开发投入巨资。消息甫一传出，南城的地价房价一夜飞涨。对于在这里生长着的浙商来说，是一记惊雷。
　　作为北京浙江企业商会的常务副会长，谢仁德在浙商圈子里很有号召力。16岁就来北京闯荡的他，从服装销售起家转而灯具销售，投资了十里河灯饰城。之后，又转向金融领域，成为北京恩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专为众多中小浙商提供金融服务。
　　对于从2009年掀起的北京南城开发，谢仁德说，浙商们其实是一种颇感无奈的复杂心情，“我们很多人都意识到，北京不是久居之地，要下决心找到一个稳定的地方。”
　　浙商去哪儿？
　　不同的是，在这次新的转移大潮到来前，浙商们早已不是当年街巷里的游商，四处躲避。如今的他们，已成为雄厚的资本代表，是各个地方政府极力争取的对象。
　　保定市率先打响了这个战役。5月初，丰台区商务委与保定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诸多产业业态上进行对接合作。保定市市长马誉峰亲自赴京宣传白沟，推介这个“距离北京102公里，东至天津108公里”的商业重镇，保定开出的优惠条件是：迁移到白沟的经营者，五年之内免税。
　　保定之后，廊坊永清台湾工业城管委会也高调推介。来自北京大红门的8家主力市场，宣布正式签约永清国际服装城。卢坚胜是浙商服装新城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决计要将大笔的资本押注到永清。“我相信有京津冀一体化的利好，有上至河北、下至廊坊的强烈的发展意愿，这个项目会加速推进。”卢坚胜说，前段时间，河北省发改委曾和廊坊市会商，今年争取拿出3000亩土地指标，支持浙商服装新城的建设。
　　就在白沟和永清出手的同时，作为直辖市的天津也在积极争取。上半年，天津西青区与北京西城区就大型批发市场外迁情况进行了沟通。6月18日，天津市西青区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将全面支持天津卓尔电商城建设和运营，并推出税收、工商、子女入学、商户落户在内的多项优惠政策，争取全面承接北京动批、大红门等市场外迁。
　　无论是政府高调的行政对接，还是市场方的积极斡旋，服装批发业态的转移和承接，已然热闹开局。这也让广大的浙商们，感受到了竞争的硝烟，但这一次，他们是选择方，展开激烈竞争的，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工业园和开发区。
　　不过，对于商城中真正的市场主体——各种生产和商贸从业者来说，迁还是不迁？迁到哪里去？仍有很多现实考量因素。北京世纪丹陛华综合市场的1800多个商户就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对于那些已经在北京生根的浙商来说，都将面临着这样的困惑，无论是永清还是白沟，各项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或许还需要一个过程，子女的教育、老人的医疗，都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北京世纪丹陛华综合市场董事长傅加田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他有充足的信心，能够动员市场里的商户们，跟随着他的脚步到永清发展。因为，生活环境的变迁是必然，但更重要的是，迁移之后意味着更大的发展空间。
　　2005年，温州永嘉人周秀娟在红门鞋城租下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摊档，经营鞋类和服装的批发和零售，这是大红门服装商圈内，一个最典型的浙商商户。将近十年，周秀娟的生意快速发展，她从一个小摊档，发展为国内一个知名童装品牌的华北总代理商。
　　周秀娟曾先后考察过保定白沟和廊坊永清。“那里现在还像农村一样啊！”她告诉记者，要多少年才会有城市的样子呢。所以，她的选择是天津西青区天津高铁南站边上的天津卓尔电商城，这个总占地面积约2000亩的商业城，也在和大红门、和动批积极对接，参与到这场承接大战中。在这个项目中，周秀娟买下了3000平方米的面积。她认为，天津是直辖市，要比永清更有优势，如果去天津，高铁半小时就到了，就是开车走高速一个小时也到了。
　　除此之外，围绕着服装加工、批发的产业，竞逐者还有北京周边的廊坊的香河县、保定的怀来县。永清台湾工业新城管委会主任杨华彬说，要把广大的市场人转移到异地来，如果不能提供良好的社会资源支撑肯定不行。
　　谢仁德说，改革开放30年以来，闯荡北京的浙商自发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力量，企业不断地生长和发展，实质上则一直过着候鸟般的生活，隔几年就要迁徙一次。当企业和城市在共同发展中遇到了矛盾，最后一定是企业给政治让步。从浙商本身来说，关键还是对政策、对政府导向足够敏感，结合企业发展的问题通盘解决，这是企业家应有的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