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寒
“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已经为中国数十座城市做了城市规划，最令他欣慰的是厦门和扬州。“没有大幅改动我的方案，扬州市的一位领导总是强调之后的调整不能和这份规划相违背，”谈到扬州市日后的城市发展基本按照这份规划进行，刘太格备感欣慰。“厦门的方案是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做的，现在城市的基本形象还认得出来，许多新加坡人去厦门旅行，发现像是没有离开新加坡一样。”不过，这样令人满意的合作项目并不多见。
　　“规划”是新加坡在分享城市建设经验时最常提到的词汇，在全球城镇化浪潮汹涌的年代，城市规划已经成了新加坡向世界推荐自己的名片。凭借这张名片，今年6月，新加坡成为2014年世界城市峰会主办方，邀请来自世界各地130个城市的市长齐聚新加坡，分享市长们的困惑和体会。这次世界城市峰会上，中国是无法绕开的案例。
　　此间，由新加坡政府颁发的第三届李光耀世界城市奖，被中国一座既非政治中心，又非经济中心的苏州市摘取，这座二线城市的市长周乃翔频频登上演讲台，向不同肤色的市长们推介苏州经验。这是苏州市历经近三十年，三轮修编总体规划的成果，也是中国六百余座城市经验教训的总结。
　　中国过去两位数的经济增速是六百余座城市联合发力的成果，中国政府出台新一轮城镇化规划后，各城市开始筹划各自的规划，为招商引资争取空间，做好经济再次腾飞的准备。
　　中小城市厚积薄发的同时，大城市积累下来的问题正在阻碍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成为市长们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如果基础设施做得对，能为城市建设节省很多成本，交通拥堵、城市污染会让GDP大受伤害。”世界资源研究所CEO兼主席安德鲁·斯蒂尔（Andrew　Steer）说道。
　　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发布的研究报告，2015年，全球排名最前的600座城市将以20%的世界人口承担全球60%的GDP增长。正在急速增长的城市即便有着不同的政策环境、社会环境，但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几乎不分国籍、不分地域地存在着。
　　然而，不论“绿色城市”的概念，还是“智能城市”的概念，都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这些都是需要花钱的，我考虑的是怎么吸引更好的项目，怎么充分利用土地，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一位来自菲律宾的市长不无担忧。
　　提到土地利用，仅有700余平方公里的新加坡最有发言权。为了平衡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新加坡建设了大量的“空中花园”，楼顶成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和其他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不同，为了增强城市的空间感而不显局促，楼宇的布局高矮参差不齐。“在新加坡，没有可以迁移的土地，也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竞争感更加突出，”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许文远说，“这给了我们教训，要量入为出不浪费资源，为困难的时候做准备，我认为要保持经济开放的姿态，人才和创意才能不流失，才能开拓新的国内市场。其次，要投资于教育和技能培训。另外，政治要保持诚实。”“我们面对的问题源于城市，但城市也是提供解决方案的起源地，”南洋理工大学客座教授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说，“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城市发展中的普遍性问题，而不是城市各自思考各自的问题。”“做全域性的城市规划，规划要有预见性”成为世界城市峰会市长闭门会议上达成的共识。“想要实现城市的宜居性和经济发展，必须做好具有长远眼光的城市规划，”苏州市市长周乃翔说，“城市发展必须严格遵守城市规划，同时在执行时，考虑环境因素并听取居民的意见和建议。”
　　在全球城镇化浪潮中，现有的基础设施越来越难以满足人口增长的压力。“空气污染、水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已经成为阻碍城市经济发展的噩梦，”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许通美（Tommy　koh）说，“同时，城市也提供巨大的机会，城市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聚集着最具创造力的人群。”
　　新加坡已经把城市规划一一量化，正在完善的发展总蓝图中重点提到，90%的居住人口可以在400米以内到达一片绿地。在新加坡，具体到学校、医院等分布的蓝图会进行五年一小改，十年一大改的重新探讨。“所有的改动都要经过法定程序，”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建设规划署署长黄攸宁告诉经济观察报，“任何规划的调整，无论大小，都要通过总体规划委员会批准，再经过部长签字后才能生效。”
　　不过，刘太格认为，规划的科学性是严肃性的前提，否则会造成更大的麻烦。刘太格已经走访了中国二十多座城市，“想要解决大城市的问题，可以从中小城市入手，做好中小城市的规划，形成吸引力，可以缓解大城市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的城市规划还有广阔的发挥空间，不过，令人不解的反复修改让他有些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