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一劝，是为四万万人的人格而劝，以一劝而见士魂。蔡锷一战，是为四万万人的人格而战，以一战而见军魂。
　　严修一劝，足见我汉文化人情之优美，有幸生于此文化中，而知君子之道，而得君子之交，而成人之美矣。蔡锷一战，足见我民族仍有掀天揭地之力，烈风雷雨弗迷。
　　何以“反革命”
　　然而这位打倒复辟的英雄，曾为国家统一而一度服膺袁氏。
　　民元初，蔡锷已预见“二次革命”的蛛丝马迹，预告政府，中国当下情形，“较之法国恐怖时代，虽未见事实，而已露端倪”，要预防像法国大革命那样，革命又革命。到头来，革命革出“二大恶果”：一则回复专制，一则倾服外人。
　　本来革命，乃行天权，原以求人民幸福，可革命之后，人怀自危之心，共和政府难获人民信托，帝制时代反被人追慕，而专制淫威可以复活，如法国之拿破仑，即为覆车。
　　如一，则必酿二次革命，如二，则必自投于奴隶之域，而国以沦亡。
　　此后，确被蔡锷不幸而言中，“恶果”出现：二次革命，回复专制。
　　宋案突发，锷通电反战，表明宋之遗愿：“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心亦不安”。黄兴遣密使，请锷讨袁，以“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相赠，锷仍不为其所动，而以宋案须待法庭审判，借款应由国会裁决，斩钉截铁，反对革命。况且宋案，政治文明初曙，上海地方检察厅给国务总理赵秉钧发出传票，传赵到庭，赵怕受审，躲医院装病。可惜呀！这司法独立的光辉，如昙花一现，被“二次革命”打断。
　　先是李烈钧据赣，誓师讨袁；继而黄兴赴宁，发讨伐电；接着，安徽、上海、广东相继独立……锷乃忧愤不已，致电赣中释嫌罢兵，无以国家为孤注。又责李烈钧：“公为手造民国健者，岂忍愤而出此？即公意有不惬于袁之处，亦非可求诉于武力，以国家为孤注一掷也。”政府纵有失德，亦当匡救，怎能“称兵逞一时之意气，付国家于一掷”？“变更政府尚非无术，何必诉之武力”？ 他担心，中国“统一之局破，则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统一以来，虽然号称五族共和，但蒙藏未稳，若亦效法内地兴兵，宣布独立，边疆岂非解体？尤以一二枭雄政争，陷我四万万同胞于水火，天道灭绝，人道何存？若“以国家为儿戏，视革命为故常”，“革之不已，人将相食”，其结果，必然是“不讴歌帝王，则求庇他族”，使“一切善良可贵之信条，几于扫地以尽，而权利龌龊之思想，则已深入人心”，直至“国亡则同归于尽，不亡则恶风日长”，“外人起而代庖，亡国犹有余辜”。以此，蔡锷表示：一息尚存，惟以保土安民，巩固统一为第一义，苟反于此意，力所能至，歼除不遗。锷又电告袁氏，若必有一战，则“积年痈毒，趁此一决“，不战则已，战则“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
　　至于起兵讨袁，尤悖于理，按临时约法，大总统有谋叛行为，由参议院弹劾之，至政治上过失，由国务院代负其责。谓袁有谋叛行为耶？则应由国会弹劾，讨袁之名，断难成立。届时，临时政府到期，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如袁氏落选，悍不退职，可以武力迫之，今则以少数人之私意，据地称兵，且曰袁不辞职不罢兵，是不啻以国家为孤注，以人民为牺牲，谓为“叛罪”，其又奚辞！
　　可见，锷于“二次革命”之际，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我是“反革命”。
　　“不党”之究竟
　　民元初，以政党制立国，所以，蔡锷认为，君子应该结党，而“军人不党”。锷颇欲建一大党，“借以监督政府，指导国民”。其建议，得到国民共进会、政治谈话会、共和统一会联合响应，三会遂于1912年4月在上海组成了统一共和党。
　　云南支部，锷任总理，锷欲以之“挽回国难，奠安民生”。即以此时，锷于军人入党，仍不无忧虑，且试以限制，故其所拟党章规定：现役军人未有行政职务者不得入党。有人说，他这样写，是为自己做党魁找了一个理由。也许是，但他同时声明：待党务渐有头绪，即遂我初心，脱离党事，一意戎行。
　　由此可见，锷于其时，多半还是不得已，其于孙、袁政权交替之际，曾自拟一电稿，欲通电二人，其中就有：集会结社自由，为文明国通例，惟军人入会，各国多有限制。至如政治集会，似不宜以统兵大员为之，诚恐因政见不同，遂至以武力盾其后，反足以劫持公论，而破坏和平。
　　然此电终于未发，或因其即将出任云南统一共和党总理。
　　此后，党争益烈，党蔽日深，严修一仍奉行其“君子不党”，而蔡锷则从“军人不党”，进而主张各党自裁，以此，他先自取消了统一共和党。锷以为：“宪法不可由政党所造而成之。”还建议，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都自行解散。
　　其时，宋教仁正合并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组成国民党，云南统一共和党也和同盟会合并，改为国民党云南支部，以蔡锷为支部长，锷辞，致电宋教仁，贺其新建，却又重申“军人不党”，奉行“不党主义”，故“首倡脱党之议”，声明退党。
　　此后，统一、共和、民主三党重组为进步党，以黎元洪为理事长，有9名理事，梁启超位列第一，乃真党魁，此外，尚有名誉理事，蔡锷忝列，函告梁师：前以置身军籍，宣告脱党，今承吾师指命为名誉理事，义不容辞，惟有勉从诸公之后，以示追随而已。但他后来还是辞掉了。
　　民国有军魂
　　在袁氏那位置上，一般老百姓多半也就把他当作皇上看。作为终身总统，他那一只脚已经迈过了民国的底线，踏在帝制门槛上。
　　对此，梁启超没有反对，反而赞美，不错，袁氏还躺在民国的卧榻上，可他要是翻个身就能做皇帝呢？到了这份上，不想做比想做还难，袁氏动了贼胆，复辟帝制不是没有可能。
　　袁氏的不幸在于，贼胆碰到了军魂，以军魂破贼胆，窃国者惨。
　　或曰，蔡锷被困京城时，慑于袁氏淫威，不亦于变更国体书上签名乎？
　　此乃伤心人别有怀抱！后来有人这样问他，他坦然言之：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且反复……其时，梁启超在天津，蔡锷因之而常来“造先生之庐，谘受大计”。
　　后来，干脆请假，住进了天津共立医院，因“假期已满，病仍未愈”，呈文袁氏，要求续假三月，迁地疗养，袁氏“着给假两月”。不久，蔡锷便“航海东渡，赴日就医”去了。
　　行前，师生两人定下讨袁战略：袁氏一称帝，云南即独立，一月后贵州响应，两月后广西响应，再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会师湖北，底定中原。又约：事若败，一死而已，决不亡命；若成，则引退，决不在朝。
　　于是，蔡锷入滇，发起西南之役。本来此役，为其一生事业顶点，可经他一说，便说到兵者不祥上去了，以为大不幸也，从来不敢居功，总以忏悔说道：“锷不幸乃躬与其事。”
　　西南之役，虽因一独夫称帝而起，但毕竟“动干戈于邦内，使无罪之人，肝脑涂地者以万计，其间接所耗瘁，尚不知纪极”，所以，在他看来，天下之不祥，竟莫过于此。这是“以良心为第一性命”的军人才会有的觉悟，我国从古到今，不缺抛头颅洒热血者，而难得有如此觉悟的人。
　　举义时，他向滇军将士泣血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就这“人格”二字，将每一位军人的军魂，都呼唤出来，这是一支怎样的军队啊！“枪支破损，未能克日修理，衣服褴褛，未能换给；弹药未能悉加补充，而饷项已罄，乞灵无效”，“鏖战经月，日眠食于风雨之中，出入乎生死以外”，“平均每日睡觉不到三个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砂硬吞”。
　　此军，自出征以来，未滥招一兵，未滥收一钱，五月无饷，而将士不受馈一钱，师行所至，所部士兵未擅取民间一草一木，蜀人爱戴之如骨肉，自滇以达蜀地，无不箪食而迎。可就是这样一支军队，一举打倒了袁氏。
　　这就是护国军，有军魂飞渡，得江山助，那关山有情啊，岂为险阻？重重关山，如翻江倒海，倒似追随他的军团。
　　雪山关，位于川南叙永县城南七十公里处，建于明代洪武年间，垒石筑关，濒临赤水河，隔河与黔岭相望，坐落在川南最高峰，锁钥滇黔，有“当关据一夫，万马应裹足”之险。
　　关山之险无惧，可人心之险则忧：“蜀道崎岖也可行，人心奸险最难平”。为此，他“军中夜半披衣起，热血填胸睡不安”。可一到“接壤云贵，鸡鸣三省”的叙永县城，他就放心了。
　　当时，川军第二师驻防川南门户叙永，刘存厚师长为蔡锷旧部，此人之向背，至为关键，锷知其为人反复——“刘存厚厚脸犹存”，说了不算，也是常有的事情，故叹人心之险。
　　可此次，刘慷慨愿以身许国，率部下歃血盟誓，开门迎护国军入川。蔡锷入川，即以此为根据地，与袁军战。护国军出云南时，领了两月饷银，子弹每枪三百发，鏖战半年，战事惨烈，蔡锷屡电唐继尧接济，唐一概置若罔闻，好在有叙永民众。
　　飞渡的军魂，落脚在叙永这个聚宝盆，此处聚宝有二，江山富饶一宝也，山民重义二宝也，君不见雪山关上关帝庙有一联：“生蒲州，事豫州，守荆州，战徐州，神州万古，万古神州；兄玄德，弟翼德，擒庞德，纵孟德，智德千秋，千秋智德。”叙永山民，忠勇似关羽，有情有义亦似之。
　　据《四川盐政史》载，蔡锷云南护国军和刘存厚四川护国军在叙永提银款三十余万元，其中，叙永劝工局七千元，叙永绅商十余万元，叙永永边盐业公司二十余万元，“惟蔡锷将军提用永边盐业公司之银九万元，于民国八年经北京政府核准，饬由稽核总所转行川南分所，准将印收抵完盐税，其余本省提款则皆作变乱损失矣”。又据民国《叙永县志》，叙永民众为护国军筹集军粮二百余万斤，缝制军装近万套，“乡团之遥为声援者至七千余人”，还组织医生战地救护，组织运输队送弹药、送军粮……
　　魂归山河在
　　护国军何有？吾以归之于天！此乃蔡锷于《护国岩铭序》所言。护国岩，在叙永县西一百四十里大洲驿侧，层峦叠翠，由叙永至纳溪必过其下。
　　民国四年讨袁之役，锷驻节于此，策应指挥，扼制袁军，取消帝制，再造共和。
　　事定，锷题其石曰“护国岩”，虽曰“吾以归之于天”，然天不可铭，故镌石以铭。岩下，永宁河奔流，贯穿全城，军书之暇，锷以一叶扁舟，携二三子，游于岩下，叹江山如故，顿见兴亡。袁固一时之雄也！挟熏天之势，以谋窃国，卒毙于护国军一击之余，乃叹诈力之不足恃，而公理可信矣。
　　重整四万万人人格打底子的江山，以铁血再造民国，铭曰：“护国之要，惟铁与血。精诚所至，金石为裂。嗟彼袁逆，炎隆耀赫。曾几何时，光沉响绝。天厌凶残，人诛秽德。叙泸之役，鬼泣神号。出奇制胜，士勇兵骁。鏖战匝月，逆锋大挠。河山永定，凯歌声高。勒铭危石，以励同胞。”这正是“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此时，他还会想到些什么呢？会想到在凄风苦雨中度日的妻儿，袁氏派人去抄他老家，没想到他那么穷，居然会一无所获，还有他妻儿还有老母，到处藏到处躲；还会想到在刀光剑影里翘首企盼他的小凤仙，想起小凤仙临别前那三首歌，那侠女歌啊，胜于琵琶弦上说相思，句句在心里：
　　一《柳摇金》，骊歌一曲开琼宴，且将子饯，你倡义心坚，不辞冒险，浊酒一杯劝，料着你食难下咽，你莫认作离筵，是我两人大纪念；二《帝子花》，燕婉情你休留恋，我这里百年预约来生券，切莫一缕情丝两地牵，如果谋未遂，或他日啊化作地下并头莲，再了前生愿；三《学士巾》，你须计出万全，力把渠魁殄灭，若推不倒老袁啊，休说你自愧生旋，就是侬也羞见先生面。要相见，到黄泉。
　　如今老袁已推倒，可蔡郎的命也将耗尽了——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可怜小凤仙，与她那蔡郎啊，只好到黄泉去相见了！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的追悼会上，她悄然而至，呈上挽联：“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当她随众步入会场，向遗像鞠躬时，被人发现，随即离去，人们寻访，竟不可得。此后数十年，她消失了，混在人群里，听人讲蔡郎故事……
　　看今朝，重整一担好山河，世无英雄，谁来挑？有人叹曰：先生死矣！奸人快矣！若个大好河山，将何收拾？元首喜哉！股肱起哉！试问满目疮痍，孰与维持？问得好！为什么普天下的军阀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的主张？为什么几乎所有军人都要抓军权，而不能像他那样把军权说放下就放下？为什么想当皇帝的袁氏要问莫理循“蔡锷会不会统治中国”，难道袁氏不知道英雄早已视帝制为腐鼠吗？此正所谓鸮得腐鼠而疑凤凰要来抢也！难怪莫里循要轻蔑地斥之为“愚蠢的问题”而“未加理睬”了。
　　英雄死后，结局如何呢？共和国的精神，终于立在文化的江山，立于四万万同胞的人格，成为我们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了。人格问题，或由于政治，但主要还是个文化问题，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之正大光明，使曾国藩当年卫道都显得有些暧昧并显出几分猥琐。
　　儒者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诚哉斯言！然有局限，何也？此乃古人言，于今观之，尚待一言，待何言？“为江山立国体”！惟锷以军魂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