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英译组成员多数是懂英语的老共产党人，但钱锺书却是少数例外。李敦白当时对钱的印象是：“他懂古英语，说话文绉绉的，像个老学究，跟其他人格格不入，好像是个外人。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背后讽刺他。他自己也一定意识到了这种格格不入。他的意见也不太受重视，我们觉得他对政治没有领会，他的语言天才在翻译政治作品上用不上。我们都叫他‘钱教授’，好像与他都没有私人交往。有些活动，如外出到上海、广东，还有去毛主席那里，他都没有参加。那个时候因为政治的原因看不起人，现在当然知道是非常错误的，而这显然并不是他的耻辱。”寥寥数语，钱锺书先生的狷介之气跃然纸上。当时，担此重任没有受宠若惊之感且能主动保持一定距离，至为不易。钱氏的清醒，时人确会认为是“对政治没有领会”。李敦白现在承认他当时错看了人：“我总说，我一生看错了三个人，就是钱锺书、李慎之和杨宪益。”（《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第227页）。
　　李敦白坦率地承认：“从1958年斯特朗回到中国前后，到‘文革’初期，我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如鱼得水，一时风头无俩，简直可以说是个人生命中的‘黄金十年’。对文革的积极参与，是这种扮演已久的角色的自然延伸，具备充分的主客观条件。”（同上，第89页）因此，文革开始，他就积极参加，尽管文革开始第一个星期，他们电台就有四个人被迫害自杀。1966年10月1日，文革开始后的第一个国庆庆典，他在天安门楼与毛泽东单独合影，毛泽东还在他的《毛主席语录》上签名留念。第二天，《人民日报》和所有的报纸都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泽东和他的合影，李敦白的大名顿时传遍全国。
　　1966年12月中旬，文革进入造反派“夺权”阶段，李敦白在一次大会前与周恩来、康生、江青等领导见面的机会，给江青递上纸条，要求江青支持广播事业局的造反派。当天晚上，江青就把他和他推荐的一些造反派头头请到人民大会堂，一边吃包子一边布置夺权行动。“这样一来，我不但‘通天’，而且简直可以决定同事的官运。”（同上，第219、93页）他的自我感觉更加良好，曾给中央文革写信，提出应“保”王震和时任湖北省长张体学，认为他们不可能反对毛主席。
　　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广播事业局的造反派在1966年12月31日夺了大权，李敦白成为“三人领导小组”中的一员。一时间，他出尽风头，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各地红卫兵小报不断刊登他的文章、讲话、访谈，他出席各种高层活动，应邀到各单位做报告，接受采访。他参加批斗本单位“走资派”的大会；在“外事口”造反派“炮打”外交部长陈毅的高潮中，他发言表示决不能允许外事口的领导掌握在右派和中间派手中，一定要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有位外国专家老友劝他中国情况很复杂，作为外国人，不要过多、过深卷入其中。对此劝告，他当作耳旁风，完全听不进去。他反省说：“由于长期生活在上层，做的又是文字工作，我对中国的情况也并不真正了解。这样，当毛主席亲自发动‘文革’狂飙突起时，我由衷地欢呼一个大民主的新时代一临，即使看出了一些问题，也认为是为了达到理想社会必须和应当付出的代价，甚至悲壮地认为，自己的角色就是充当中国前进的铺路石。当然，政治权力的致命吸引，呼风唤雨的巨大幻觉，也让我沉迷其中不能自拔。”（同上，第93页）
　　中国政治，尤其是文革中的中国政治，远超他的理解。1967年4月10日，他应邀参加了清华大学造反派揪斗王光美的大会。事前，周恩来要他不要去，但江青要他去，结果他听了江青的话。因为：“我当时的看法是，江青是真正的、红彤彤的左派，周总理当然拥护革命，但属于老一辈，不如江清先进。没听总理的话，去参加了这个批斗会，让我后悔一辈子。”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介入周、江矛盾的后果。在批斗会上，他作了五分钟的批判发言，但没有批判王光美，而是批了完全不认识、根本不知何许人也的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蒯大富问他为什么只批“死老虎”，不批“活老虎”。但他也说不出为什么，不是有意的，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回避会议主题。（同上，第200页）
　　他狂热支持“外事口”的“左派”夺权，但周恩来却因力保外长陈毅、反对“左派”在“外事口”夺权，曾因此受到造反派数小时纠缠，引发心脏病。在接受一个“革命群众组织”采访时，他大谈特谈当时属于秘密的越南领导人之间亲苏派与亲华派的矛盾，险些造成国际事端。他参加造反派组织夺权后，渐渐发现造反派掌权后也开始搞特权、专制，有一次江青来到电台讲话，会前在贵宾室接见他和几位造反派头头，明显支持造反派。李敦白却对当面对江青说造反派的问题，不民主，已经成为新的压迫者，不应再支持，直接顶撞了江青，惹了江青，对江的“‘身体健康’不利”。
　　但两个月后，中央文革又派联络员找他，说中央文革已经发现这派造反组织不行，但决定让他们走极端、自己走向反面，然后再撤换他们。还说中央文革信任他，要他不要对造反派说，让这些造反派犯错误。果真，那几个造反派头头不久就被撤换，而李敦白本人却被“扶了上去”。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种“谋略”是否正当，相反，“当时感觉非常好，觉得中国正在变成一个革命的民主国家”。（同上，第101、232页）
　　延安时他就认识江青，到文革前，印象不错：“贤惠得体，不多说话，不突出自己，没觉得她有什么政治兴趣或政治头脑。”文革开始，李敦白发现江青“已经完全变了，完全不是原来那个端庄贤淑的夫人了，变得非常偏激、厉害、霸道”，对他人全都是“指手划脚”、“不容分说，张牙舞爪”，“飞扬跋扈，只有她给别人下命令，没有听别人意见的”。然而李敦白坦承：“我当时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觉得她代表了‘文化大革命’的那股劲，当时都不提讲道理。就是觉得变化太大。”（同上，第231页）确实，他“当时的看法是，江青是真正的、红彤彤的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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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福兮祸所伏。红极一时、炙手可热的李敦白万未想到，自己在1967年8月突被撤职，说是另有“特别任务”，不久就被软禁。1968年2月21日深夜，他被关进秦城监狱。逮捕令上有包括周恩来在内的13位中央领导签字。在秦城监狱，他度过了近十年被单独囚禁的日子。
　　一开始，没有告诉他被捕的原因和罪名，直到审讯时要他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时，他才知道自己的罪名。他的“专案组”逼迫他承认自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在中国建立了一个特务网，他在延安时期发展了王光美，王光美又发展了刘少奇。王光美也关在秦城，李敦白经常被“王光美专案组”提审，而“李敦白专案组”也经常提审王光美，大概是想从这种交叉提审中发现矛盾、破绽。“专案组”反复纠缠他在延安与王光美两吃回锅肉的事，质问是什么暗号？他认为这提问毫无道理：“都面对面说话了，还需要什么暗号！”但他搞不清他们怎么会知道吃回锅肉的事，可能是他自己在某次提审中交代。审讯人员曾多次威胁他，说你今天不交代，明天早上就把你拉出去枪毙之类的话。
　　几年后李敦白被释放，一个专案组成员来看他，对他说，他们给上面打了报告，说这个人说的是实话，确实没什么问题。但江青把报告打回来，说“我们知道他有罪，你们的任务是让他讲出来”。（同上，第98、102、103、200、201页）
　　他还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仅要通过他来打倒刘少奇，“后来想整周恩来”，因为专案组讯问他与周恩来的相识过程，特别留意周恩来与外国专家的关系。（同上，第103页）搞清这个“后来”究竟是什么时候，对中共党史研究，毛周关系、周江关系，周恩来在文革中经历研究都非常重要。可惜，作者没有明确说明是哪一年，而口述的记述者也没有进一步追问、厘清这个“后来”究竟是什么时候，对如此重要的“时刻”缺乏必要的敏感。
　　李敦白被捕后，他妻子王玉琳和四个子女，最大的十岁最小的两岁，也被解放军押送到北京前门饭店的一个房间中。王玉琳和子女都不能出门，更不能下楼，吃饭和日常生活用品由看守送来。窗户也被封闭，不能随意开启。直到八个月后，才放她和子女回家。回家后，大女儿和二女儿终于可以到学校上学。但一天晚上，王玉琳发现大女儿躲在被窝里偷哭，原来学校说她和妹妹是美国小特务，没有上政治课的权利。不上政治课，就不能升级，所以孩子急得直哭。
　　王玉琳希望本单位与学校沟通，解决问题，但一直未获解决。无奈之中，她想方设法给周恩来写信，反映孩子问题。很快，周恩来做了批示，说对孩子要一视同仁，孩子才获得上政治课的权利。但单位领导还是训斥了她越级写信，不守纪律。（同上，第161页）几年中，她与孩子一直没有获得探视丈夫和父亲的权利。
　　1977年11月19日，粉碎“四人帮”一年多以后，被关押了9年零8个月的李敦白终于被释放出狱。他在“文革”结束后很快获释，特别感谢王震。后来王震对他说，1977年的时候，他从在押者名单上看到李敦白的名字，就去找李先念，说我们的老朋友还关在里面。然后他们就一同去找华国锋，说明情况，就将他释放了。此时，“被他发展”的王光美仍未释放，据说王光美在狱中听说李敦白都被释放了，曾对秦城监狱的负责人说，“我的领导都放出去了，为什么我还被关着呀？”（同上，第192、201页）一年后，被单独关押了12年之久的王光美于1978年12月底被释放。
　　出狱后，他才知道“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加快了“解放”干部，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许多受迫害的干部陆续获得解放，恢复工作。1973年春，在一次为外国专家举行的茶会上，周恩来对文革以来一些受到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待遇的外国专家和他们的家属表示道歉，但专门提到他说：“李敦白的情况不同，他参与了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卷入了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团。”但李敦白认为，这是周恩来对他的保护：“人道这是周总理对我的否定和抛弃，我却看作对我的保护，要知道，当时对我的指控是‘美国特务’，比‘参与坏分子破坏活动’严重多了。”（同上，第178页）
　　重新认识、融入社会，尤其是文革后正在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是李敦白出狱后面临的问题。使他感到更加尴尬、难以适应的是，那些他来往最密切的外国专家因他在文革中的表现、因他曾经伤害过其中一些人，都不愿与他来往。他向几位老友做解释，仍不获理解。最终，他选择了回国。1980年3月17日，李敦白携妻子儿女回到了阔别35年之久的美国。
　　在高层领导人中，他与王震私交最深。回国前他去看望王震，王震对他说：“以前你经常给我们介绍美国的医生、教师、新闻记者，现在不需要介绍这些人了，你回去后介绍些财团人士给我们。”所以回到美国后，他就下海经商，办咨询公司、电脑公司，为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与美国商界搭桥。他反复强调，后来他经商、不断介绍财团到中国，很大程度是“听王震的话”、应王震之要求。
　　而“对于另外一些人的要求，我们就没有理睬。有人想让我们假装不爱中国，不说中国的好话，多搜集美方的情况向他们报告。这不是我能干的。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这不好办，我从来不是这样的人。之所以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我想，一方面因为我坐过监狱，经受过考验，可以信任，另一方面，以前我也常常给他们反映外国人的情况，以改进工作。我没接受这个要求，也许直到今天，都算我表现不好的事实吧。”（同上，第191－192页）不知道他以前“也常常给他们反映外国人的情况”是不是“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似乎他也没有感到“这不好办”，但愿他真如自己所言“从来不是这样的人”。
　　上世纪90年代初，王震到美国访问、治病，颇有些寂寞，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给李敦白打电话去陪陪他。后来王震病重，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李敦白恰在北京，王震夫人又给他打电话，“说老头住三零一医院，很苦恼，你们有时间就去看看他，聊一聊”。李敦白回忆说：“这次见面，我们觉得王震思想比较偏激。”“我觉得王震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英雄人物，赤胆忠心。当然他们也都带着自己生长的社会的烙印。我不赞成他后期的某些政治观点，但作为朋友，对他很欣赏，他对友谊非常忠诚。”（同上，第192页）可惜，究竟王震的哪些思想、哪些政治观点他认为偏激、不表赞同，他没有说。对王震研究，这些不能说不重要吧。
四
　　由于经历特殊，李敦白在美国的事业发展顺利，认识了基辛格、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节目主持人华莱士（Mike　Willace）等名流。1986年影响巨大的华莱士专访邓小平，即由他牵线搭桥而成。
　　使他哭笑不得的是，回国之初，美国情治部门对他监控甚严，怀疑他是中国特务；然而，他偶然遇到一些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及其前身“战略情报局”（OSS）的退休人员，他们则以为他一定是美国情报机关的特务，向他表示敬意。其中有位专门打电话约他吃饭，以表尊敬，对他在中国“干了这么久”特别佩服。无论李敦白怎样说自己既不是早先的OSS也不是后来的CIA，对方总不相信，固执地认为：“我们知道，你是单干。”李敦白无奈地写道：“俄国人说我是美国特务，中国也两次把我打成美国特务，美国人呢，有人认为我是中国特务，有人认为我是美国卧底。其实我这个人连打扑克都不行，好牌坏牌都写在脸上。人的命运，真是奇特得很。”
（同上，第263－264页）
　　命运确实“奇特”，而他的命运，却由他的“左”的“理想主义”决定。他认真分析梳理，把自己越来越“左”、最后积极参加文革的思想原因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二十岁前就参加美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纯洁的理想主义与苏式教条相结合，‘左’成为我的思想底色”。其次，“我在中国已经坐过六年监牢，我害怕再犯错误。如何才能避免再犯错误？那就是紧跟形势，紧跟毛主席。在毛主席不断革命思想指引下，解放之后中国政治运动可谓马不停蹄，如果以左右来分，当然绝对往左，不断往左，紧跟的结果，当然就是在左道上越走越远。第三，我是个美国人，又是个中共党员，我不断提醒自己，不要成为中共身上的弱点，不能让敌人通过我攻击中共，所以我又成为左道上的左。”（同上，第93－94页）